摘 要：“中国之治”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断追求的奋斗目标。经过几代人艰苦努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既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探索“中国之治”的历史性总结,也是新时代指导“中国之治”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这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伟大制度工程。构筑这样的制度工程,中国青年不仅现在负有重大责任,更是将来肩挑这个历史重任的生力军。
一、奋力探索“中国之治”的艰辛历程
什么是“中国之治”?迄今没有权威定义,尽管学界和媒体很喜欢这个概念。“中国之治”的硬核应当是新中国创建以来中国共产党为治理国家而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大要素。这四大要素在70年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经过含辛茹苦的探索而逐渐凝成。如果说新中国70年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那么“中国之治”也经历了从奠基、发展到开始定型的艰辛历程。
(一)“中国之治”艰难奠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简称新中国成立以来)
新中国建立之初,党和政府接收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经济凋敝、社会混乱、民生困苦的烂摊子;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仅对我国实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而且通过朝鲜战争和入侵台湾海峡,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和主权。面对这种艰难局势,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方针政策,开启了治国理政的筚路蓝缕之旅。经过近30年艰辛探索,党终于为中国之治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等诸多方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首先,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中国之治有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中国建立之初,经过一系列政治建设、民主改革和经济整顿,迅速实现全国大陆统一,巩固了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大团结,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第一部新宪法的颁布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中国之治历史之窗的标志。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的实施,初步构建起基本政治制度框架。“文化大革命”尽管严重破坏了国家治理体系,但粉碎“四人帮”为新时期中国之治开辟了广阔前景。
其次,艰辛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坚定了中国之治的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大规模经济建设,改变了旧中国工业极端落后、国民经济破败不堪的面貌。比较齐全的基本设施建设和一些高科技项目的突破,使新中国成为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大国。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很大发展,人民的基本需求有了一定保障。探索中的曲折和挫折,使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经受了考验。
再次,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创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有新的发展。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关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与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和统筹兼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安排各种关系的思想等,是中国之治奠基的理论指南。
最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奠定了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党一直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国家工作人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扬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要又红又专,科学研究要百家争鸣,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等。这些都培植了中国之治的深厚文化土壤。
(二)“中国之治”快速发展(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八大以前,简称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伟大革命。伟大觉醒孕育了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伟大革命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飞快发展。我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3 679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的1.8%,到2010年达到412 119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2006年以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跃居第一位。就人民生活状况而言,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在1978年为77 039万人,到2012年下降为9 899万人。这个减贫速度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这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完全正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完全符合中国国情。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抉择和开辟。“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造成严重破坏,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选择。邓小平同志指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倡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兴办经济特区,开启了改革开放闸门。他提出并强调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路线图。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纲领,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底蕴。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作了概括: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基础。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理论体系的建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以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创立邓小平理论。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世纪之交的历史经验,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的认识,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一个由治党以至治国的理论,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是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做出的科学回答。鉴于创新理论的不断丰富,十七大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出它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它指导着中国之治快速前行。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健全和发展。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开篇之论。1987年4月,他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概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称谓的缘起。他强调:改革就是要使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更加完备、周密、准确,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这些思想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基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作了概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自我完善和发展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深化和着力实施,是中国之治快速发展的制度保障。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提升和强调。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本人最早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科学内涵,指导确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正确说明了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的关系,更加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强调搞现代化一定要“两手抓”,两个文明建设都赶上和超过亚洲“四小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思想为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作了重要准备。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了初步概括,强调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本内涵。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谐文化,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强调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等。这些思想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深化了中国之治的文化底蕴。
(三)“中国之治”走向定型(从党的十八大开启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简称新时代以来)
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政治交代: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再有三十年时间(即建党100周年),我们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显然,这里讲的“制度”是广义的,包括现在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肩负历史重任,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进“中国之治”走向定型的新时代。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以“中国梦”作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坚决贯彻新的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提高到了新境界。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国内外形势巨大变化,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重大的时代课题,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中国鲜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依法治国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外事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生态环境督察体制改革、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检监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丰富和发展。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首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联系在一起,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明确提出“四个自信”;注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相融合,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这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内涵认识的深化,更加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地位。
二、《决定》是新时代建设“中国之治”的纲领性文献
7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大要素愈益成熟,中国之治进入新时代。但是,长治久安路漫漫,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进入建党百年之际的重要历史节点,对这个“大考”做出了回答。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作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伟大制度建设工程,是新时代建设“中国之治”的纲领性文献。
首先,《决定》构筑了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绘制了实现“两个十五年”战略安排的具体路径,是推进“中国之治”走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纲领。说它构筑了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一是因为《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特别是突出了党的领导优势,全面精准概括了制度优势,使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有了强力理论支撑,也为不断构筑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制度建设工程指明了方向。二是《决定》第一次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的制度,形成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多层次宝塔型结构,既统筹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又统筹制度改革和制度运行,不仅有利于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而且使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有了一系列互相衔接的各类制度支撑。这有利于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产生新的动力。三是《决定》着眼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战略目标,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演进方向和规律,既更加明确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及能力的关系,又进一步强调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谋划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意义。这就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扩容的进程和各制度间的逻辑联系,明确了其总体目标展现的规律和发展要求,使构筑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成为势所必至的历史发展自然过程。
其次,《决定》强调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制度体系中最根本的制度建设,既特别突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又在首次使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称谓时概括了它包括的六大制度,这不仅提升了“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统帅性,而且使“中国之治”这一根本保证能得到全面、深入、彻底落实。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六大制度,功能各不相同,但连为一体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作用能得到全面展现。
“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为六大制度之首。它强调坚持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全党、团结人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夯实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强调将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坚持不懈锤炼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将“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和“两个维护”制度化,强调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形成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体系,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的全覆盖。
“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包括完善党领导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机关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制度,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完善党领导各项事业的具体制度,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个方面;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党和国家所有机构履行职责全过程,推动各方面协调行动、增强合力。
“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强调完善制度保证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着力防范脱离群众的危险;提出“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体现了新时代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新要求;健全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推动人民团体把各自联系的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以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发展党内民主和实行正确集中的相关制度,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健全决策机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完善担当要有作为的激励机制,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强调增强忧患意识,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依规治党,建立健全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的体制机制;完善和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坚决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现象做斗争,大力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
上述六大制度,旨在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它既展示了党的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独特高端功能,也为“中国之治”最根本的制度建设夯实了基础。
最后,《决定》规划的13个方面的“制度”是“众星捧月”格局,党的领导制度统领和贯穿了其他12个方面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靠这个“1+12”的“制度”来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靠“1+12”“制度”的持续坚持和不断完善才能实现。这个制度格局将进一步强化“中国之治”的制度体系。
“捧月众星”的12个“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制度和体制机制,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它们可分解为“5+3+1”制度。 “5”,即“五位一体”;“3”,即军队国防、“一国两制”、国际外交;“1”,即监督体系。
先看“五位一体”包括的八个“制度”。关于政治方面的《决定》“三、四、五”部分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地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有关事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与时俱进要求;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关系,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等内容,以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关于经济方面,《决定》第六部分有三个思想亮点:一是将基本经济制度扩容,包括分配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三是将工匠精神与科学精神并列,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关于文化方面的《决定》第七部分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要求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教育;强调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创新性发展,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关于民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是《决定》的第八、九部分,主要亮点:一是提出必须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二是第一次将“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作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来加以构建,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三是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使“共同体”思想从世界顶层到社会基层形成完整的共同体思想之链。关于生态文明方面的,是《决定》的第十部分,强调统筹划定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以及各类海域保护线,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是“五位一体”的制度化。
再看军队国防、“一国两制”、国际外交方面,也体现了思想认识的与时俱进。关于军队国防建设,是《决定》的第十一部分。它突出了:坚持人民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健全人民军队党的建设制度体系,要求抓好军魂培育,发扬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构建新时代军事战略体系,推动形成现代化战斗力生成模式,强化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这几个“突出”,巩固、拓展、深化了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决定》的第十二部分,关于“一国两制”强调必须坚持“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健全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和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同时强调推动两岸就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这些强调,旨在表明绝不容忍任何挑战“一国两制”底线、企图分裂国家的行为。关于国际外交发展,是《决定》的第十三部分。它强调: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加强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格局,全面贯彻党中央外交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完善全方位外交布局,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设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这些强调,有利于推动构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外部条件。
再看关于监督体系内容。《决定》第十四部分,强调了这样几点:一是重点加强对高级干部、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破解对“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二是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健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发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职能作用,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三是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明晰权力边界,强化权力制约,压减权力设租寻租空间;四是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坚决斩断“围猎”和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坚决破除权钱交易的关系网;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这几个强调,对于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同志指出,这个《决定》聚焦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对各项制度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目标布局和工作部署做了深刻论述。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决定》是构筑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制度建设的伟大工程,是新时代建设“中国之治”的纲领性文献。尽管这样的制度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巩固它和发展它,但有了这个《决定》,就使不断丰富和发展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制度建设有了根本遵循,就使“中国之治”的前行有了一盏普照神州大地的明灯。
三、中国青年是“中国之治”继往开来的担当者
青年是人生最美好时光。毛泽东讲过一段很网红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现在以本文主题来解读这段金句,就是把中华大地长治久安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中国青年是“中国之治”继往开来的担当者。
为什么中国青年是“中国之治”继往开来的担当者呢?可从这三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从“中国之治”实现的长期性看。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这要放眼人类历史长河。回溯社会发展史,仅封建社会在中国就长达2000多年,资本主义社会迄今在世界上已有500多年,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也不过百年,在我国才70年,怎么能奢望社会主义制度在短期内得到巩固和发展呢? 一个时期曾经认为社会主义能很快建成,乃至共产主义社会也在不久的将来实现,那是“革命的急性病”。经过对历史发展深刻反思和国情冷静分析,邓小平同志才有上述论断的“清醒剂”。应当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是一个很长历史阶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决定的。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而言,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在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梦寐以求的愿景。但就是到了那时,若同西方发达国家比,就经济发展总量人均水平、人文素质和幸福指数而言,我国还存在相当差距,要赶上和超过还需不短时日。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还只是万里长征的阶段性成就。长治久安之路还不短,“中国之治”新长征需要一代代中国青年进行火炬接力。
其次,从“中国之治”实现的艰巨性看。人类历史发展不可能径情直遂,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也是如此。它在经历一个长过程后会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得而复失”,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无疑是难以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1]就我国70年历史发展来看,也充分证明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内乱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严重曲折,但拨乱反正后的改革开放40年,我国社会主义发生了令世人惊羡的巨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愈益宽广。将来前进的道路也不会平坦笔直,会有各种矛盾和阻力,乃至预想不到的风险和挑战,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仅就外部环境而言,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性存在和渗透性较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决不能掉以轻心。这需要培育一代代有为青年参与应对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夺取新的伟大斗争的完全胜利。
最后,从“中国之治”需要的创新性来看。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风险挑战、矛盾斗争,既然有许多新的特点,我们就不能搞经验主义、本本主义,思想僵化,迷信教条,而必须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创新理念,求实求是。这些要求,正是青年一代的优势。他们思想敏锐,敢想敢干,创造力旺盛。毛泽东在研究历史时写道:“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是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2]这里,毛泽东讲的是中国文学发展,其实各行各业大多如此。当然,有发明创造的,不一定都出身贫寒,也有富贵世家的,但影响较大的许多发明创造主要是前者。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需要有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创新。这就需要培养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如习近平所说,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因此,就这一方面言,中国青年也是“中国之治”继往开来的担当者。
中国青年怎样才能成为“中国之治”继往开来的担当者呢?从党和国家维度而言,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工程,涵盖面广,要求很高。从有志于成为“中国之治”继往开来担当者的广大青年而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历史上凡成就大事者,都志存高远、抱负宏伟、理想坚定、信念不移。就我们党而言,李大钊在青年时代就高唱“青春之歌”:青年要“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3]这是何等气概。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为了“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他在1927年大革命紧要关头,惨遭反动派杀害。那时,他年仅38岁。再看周恩来,他出生于民族危亡、山河破碎的年代。12岁就立志“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8岁东渡日本求学前赠给同学的“临别预言”,居然写下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壮语。这在那一代学子中无出其右者。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和旅欧勤工俭学对资本主义社会考察,他在1921年秋已“定妥我的目标—— COMMUNISM(共产主义)。”还郑重声明:“我认的主义是一定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扬奔走”,为了“共产花开”“赤色的旗儿飞扬”,宁愿牺牲一切[4]。周恩来一生践行了他的誓言。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极端艰苦的环境,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极端恶劣的际遇,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这神圣的事业,他无怨无悔,做出了所能做出的最大牺牲,始终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定会胜利。当代中国青年要成为“中国之治”继往开来的担当者,就必须不断地坚定理想信念。
第二,要有过硬的素质、本领。
有理想信念,是干大事的必要条件,但仅此不够,还需要高素质、真本领。毛泽东从小聪颖过人、博览群书、悟性极高,在投身五四运动洪流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就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中央苏区。星星之火燃遍神州大地,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不断走向复兴。但是由于中央领导人推行“左”倾错误路线,中央苏区等根据地相继丢失,中国革命陷入危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领导的实际核心,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但就是在遵义会议上,还有人讥讽毛泽东没读几本马列的书。长征胜利到达延安后,为了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总结中国革命丰富经验,他决心“发愤读书”,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他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读书和写作,在许多书上做了大量批注,勾勾画画,密密麻麻,最后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大批著作,超越前人,成为世界顶级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师和理论大家。两年后,为了掀起全党学习高潮,他结合自己的学习经验说,我们队伍里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现在不够用了,就要学习,增进本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还说,个人修养不够,怎么解决,只有好好学习,提高素质、增进修养。毛泽东发愤读书、提高素质、增进本领的故事,为我们全党特别是广大青年树立了榜样。习近平同志认为,青年人应该把学习“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 ,“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5]。中国青年要成为“中国之治”继往开来的担当者,就必须不断地提高修养素质、增强过硬本领。
第三,要有坚毅的担当精神。
铁肩担道义,讲的就是担当精神。凡成就大事者无一不具备这种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展的反腐败斗争为什么能取得压倒性胜利?这无疑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富有坚毅的担当精神。习近平同志说过:我的执政理念,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对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他多次动情地表示: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八千多万党员、在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因此,他强调必须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高度,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推进反腐败斗争。他代表中央昭告全党:“不得罪腐败分子,就必然会辜负党、得罪人民。是怕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还是怕得罪十三亿人民?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对腐败分子,我们决不能放过去,放过他们就是对人民犯罪、对党不负责任”。“开弓没有回头箭,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必须决战决胜。”[6]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猛药去疴、重典治乱,“老虎”“苍蝇”一起打,使多年来一直遏制不住的腐败现象多发高发势头第一次得到有效遏制。这样强力反腐,深得党心民心,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航向,是党的作风建设的一次拨乱反正。中国青年要成为“中国之治”继往开来的担当者,必须要有这样坚毅的担当精神。
第四,要有艰苦奋斗的作风。
艰苦奋斗是党的传统优良作风,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伊始就很强调这一点。他指出,我们都是从苦里过来的,经历过不少困难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的时候也是很苦的啊!我们现在要恢复党的传统作风,坚持下去。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艰苦奋斗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1]邓小平同志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我们看看刘邓大军是怎样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将战场拉到国统区外线作战,毛主席下了一着出敌不意的险棋,命令刘邓大军在陈粟、陈谢部队配合下,挺进中原,作为一把尖刀直插敌人心脏地带。1947年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12万余人自鲁南豫北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6万余人,未做休整,又分三路向南疾进,经过20多天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完成了一次无后方依托、长驱直驰、千里跃进大别山、插入敌人战略纵深腹地的壮举。随后,又克服极度疲劳和严重减员等多重困难,以主力出击皖西、鄂东,初步实现在大别山的战略展开。1947年底,挺进中原的刘邓等三军协同作战,歼敌近20万人,解放县城近百座,在4 500万人口的江淮河汉地区建立起新的根据地。这对于改变全国战争形势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毛主席高度评价:这是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它预示着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8]历史完全证明毛泽东同志的预言。两年后,新中国诞生。中国革命就是这样经过艰苦奋斗取得胜利的。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只是一个战例。所以,邓小平同志将艰苦奋斗视为革命传家宝。中国青年要成为“中国之治”继往开来的担当者,也必须坚持和弘扬这个须臾不可离开的传家宝。
第五,要有厚爱人民的情怀。
中国共产党也算百年老党,但迄今仍充满活力、青春常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厚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来进行一切工作。为什么毛主席被中国人民视为“大救星”呢?就在于他一生都在为中国人民谋解放、谋幸福。看看在最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他是怎样践行这一宗旨的。他做了多次农村调查,了解人民群众生活疾苦,要求干部想方设法解决老百姓实际困难。他认为,我们要胜利,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我们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无上光荣的旗帜。据此,他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9]历史按照毛主席所指出的逻辑运行,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革命胜利是如此,长治久安也需如此。当代中国青年要成为“中国之治”继往开来的担当者,必须始终坚持这一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
中华文明悠悠五千年,但在近代100多年来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苦难,付出了巨大牺牲,经过70年来艰苦卓绝斗争才实现翻转历史的飞跃,这不容易。中国人民企盼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中国青年作为“中国之治”继往开来的担当者,要在这场接力跑中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参考文献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306页。
[2]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3] 李大钊:《青春》,载《新青年》,1916年9月第2卷第1号。
[4] 《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4-45页。
[5]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79页。
[6]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年1月14日第2版。
[8]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页。
[9]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页。
（来源：《广东青年研究》202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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