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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东阳风云人物】义旗高举映湖山·辛亥革命中的东阳人

发布日期: 2021-02-25 16:11

信息来源: 东阳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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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2月20日,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为此,东阳市融媒体中心与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档案馆、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一起,开辟《百年东阳风云人物》,以历史事件为经,以人物传记为纬,通过讲述东阳党史著名人物的革命经历,让大家在学习党史中获得启迪,使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相传,为高水平建设“经济强市、文化名城、歌画东阳”凝聚磅礴力量。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击落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武昌起义的烈帜风起云涌,随着大江南北各地相继光复,思想进步和民族觉醒的大门轰然开启,为10年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一年,一群正值壮年的东阳人跻身革命洪流,参与了浙江光复的历史,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轰轰烈烈的业绩。其中影响卓著者,当推蔡汝霖、李谷香、王桂林。这三人身份迥异,分别是书生、商贾和军人,却一起联手打开了封锁杭州湖山的城门。


蔡汝霖

创办报纸发革命先声的同盟会会员

舆论工具对革命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可以用“原子弹效应”来形容。

说起革命新闻事业的先驱,许多人会想到东阳人邵飘萍,“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就是对舆论工具“倍数效应”的最好诠释。但在他之前,有位东阳人更早地涉及此业,他参与创办的《萃新报》不仅是金华地区首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而且为辛亥革命光复浙江提前播下了“革命种子”,在舆论上营造了革命氛围。这位东阳人就是蔡汝霖。

1868年,蔡汝霖出生于东阳虎鹿蔡宅,字雨香,号商卿,谱名人锵。他7岁入塾,被祖父赞为“千里驹”。17岁即考取秀才,光绪二十三年考取拔贡,同年中举人。次年“戊戌政变”,“文艺青年”蔡汝霖受康有为、梁启超影响,认为当务之急是“以教育开民智”,遂于当年出任新昌沃西书院的山长,教诲学生摒弃科举之文,追求进步救国。

图|蔡汝霖创办的永宁小学

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惨败后,蔡汝霖深感科学才是救国的正确途径,于是在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没想到未满一年,清廷即取消留学,愤慨之余,蔡汝霖读了《新民丛报》,大有所悟,意欲回国办报,宣传科学思想广启民智。回国后,蔡汝霖被任命为金华府中学堂监督。当时,革命党人张恭也有办报之意,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创办《萃新报》。该报以捐认股资的方式募集资金,每股为银5元。1904年6月27日,《萃新报》出版,报纸为书册式,大三十二开本,木刻雕版,连史纸(后改为蜡光纸)印刷,每月两期,每期50页至100页不等,发行于金、衢、严、处四府各县,远销香港和南洋一带。

作为一份宣扬革命思想的报纸,《萃新报》把提倡教育、推广新学、输入西方近代文明、唤起民众爱国思想,作为救亡图存的要点。它大胆地揭露外国对华的侵略事实,如德国行暴山东、英人进占拉萨、日本陆军逼近旅顺等,疾呼民族危机;同时宣传激进的革命思想,把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归结于腐朽没落的晚清政府统治,进而提出了系列救国主张,“为我桑梓同胞作警醒钟,作渡津筏”。仅仅半年有余,钱塘江上游风气为之一开。

1905年,《萃新报》以“言论过激”而被当局查封。

1908年,清廷为欺骗人民,抵制革命,发布了《宪法大纲》,准备“立宪”,蔡汝霖出任浙江省咨议局议员。他旋即看穿清廷“议而不行”,认识到唯有推翻封建统治才能救国,于是在同盟会会员陶成章的介绍下,毅然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工作。

武昌起义后,蔡汝霖暗中策划响应,迎来了杭州光复。


王桂林

为光复杭州拟订军事部署的“起义种子”

翻开浙江辛亥革命史,字里行间多处散落着王桂林的名字。

作为浙江光复的中坚力量,这位军人的身世扑朔迷离。王桂林,字月芗、悦山,出生于1877年,系东溪王氏后裔,老家在今江北街道王峰小区,长住城区西街。他早年从浙江武备学堂速成附科肄业,1909年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他很早就认识了同盟会会员秋瑾,并加入光复会。历任浙江宪兵司令官、宪兵将校研究所所长、浙江陆军第六师步兵第十一旅旅长、浙江嘉湖镇守使、宁台镇守使。

武昌起义前夕,浙江内部革命势力潜滋暗长。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杭州,浙江光复会组织及时与上海等地的光复会联系。10月12日,上海革命党派人来浙江,与朱瑞、吕公望、顾乃斌等浙江革命党人秘商光复杭州事宜。吕公望积极联系中下级军官中的革命党人,其中就包括王桂林。

王桂林与吕公望不仅同庚,王桂林还于1905年引荐吕公望在杭州结识了秋瑾。两人都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系炮兵科第一队同学。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吕公望回到浙江,分派到清军八十二标第二营见习。王桂林却受到浙江巡抚增韫、新军协统杨善德压束和密监,并与童保暄、傅其永等人,被派往天津学习宪兵,以分化、瓦解并削弱浙江的革命力量。

吕公望回忆:“光复会的浙江老会友,童保暄、王桂林、傅其永、孔昭道等是担任中级会议的。”当时的王桂林担任浙江宪兵营将校,作为“浙江起义的种子”备受重视,经常出入位于杭州太庙巷的吕公望寓所,商议革命工作。

1911年农历八月底,吕公望密约朱瑞、顾乃斌等人在杭州城隍山四景园,借品茗聚议革命,商定农历九月十九为光复杭州的行动日期,并说好派人从上海秘运手枪两百支,到艮山站后由王桂林派宪兵接运到杭州,藏于万松岭敷文书院。议毕,吕公望约王桂林等人到自己住处,告以此事。随后,吕公望离开杭州前往永康布置工作,杭州光复会工作由童保暄代理。

未料,吕公望走后,革命消息传得沸沸扬扬,革命行动面临泄露危险。为防止巡抚增韫先行下手,童保暄决定于农历九月十三(阳历11月4日)晚先行发动军事行动,王桂林与童保暄、傅其永、孔昭道等人一起,紧急拟订了军事部署,再由王桂林传令可靠宪兵分头密发。

依照军事部署,王桂林传令光复会员、上海敢死队队长王金发,于11月4日24时,带手枪敢死队成员20名,从西辕门攻入抚署头门,抛掷燃烧弹,待抚署起火后固守原地。

11月5日凌晨1时许,王金发率人攻入抚署,一面放炸弹进攻,一面放火。抚署卫队司务长孔昭道紧急响应,并在镇雄楼发号炮三响,各部队闻令行动。抚署火光冲天,城内救火队却不敢出救,浙江巡抚增韫见大势已去,改容易服,携老母潜出后门逃往山上,被巡逻的宪兵抓获。拂晓,杭州宣告光复。


李谷香

光复杭州革命志士最重要的大后方

按照光复杭州的军事部署,11月4日晚,步八十二标部队从原驻地南星桥出发,由候潮门附近铁路城门进城,占领城站、电报局、电灯公司、各银行及上城、中城两区各交通要道。

当晚,除了王桂林协助王金发打开西辕门之外,另一位东阳人李谷香则与革命军一起打开了杭州望江门新城门,策应驻南星桥的步八十二标部队,与城内响应革命的民军里应外合,一举攻克了清军旗下营。

出生于1875年的李谷香是东阳李宅人。其祖父李雨香(宣济)一身正气,一心为民。1864年12月,太平天国军进据浙东,盗乱蜂起,民不聊生。李雨香斥资招募子弟保卫家邦,不幸以身殉国。李谷香的父亲李静兰(成乐)以父荫授职都司骑世尉,加游击将军,先后担任闽浙督军参军、台湾协镇分统。甲午战争爆发后次年,日寇进袭台湾,李静兰率部血战三月余,最终却等来了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李静兰愤而解甲,悒郁以终。

图|李谷香故居

李静兰去世时,李谷香仅24岁。在杭州经商的他承袭了父亲的爵位,进入浙江武备学堂,结交了众多同盟会与光复会的革命志士。当时,陈英士、庄恂如、褚慧僧等人常在李谷香家中聚会议事,向武备学堂的学生渗透革命思想,在杭州组织起革命志士700余人,其中东阳人有蔡汝霖、张灏、王桂林、陈备三以及杜福畴、吴之英等。李谷香不仅为他们提供食宿开支,还为他们掩藏印信、旗帜、手枪、炮弹等。

11月3日,准备光复杭州的革命队伍在以李谷香为大股东的杭州谦泰腿行和奉化会馆集合,其中就有上海敢死队队长王金发、炸弹队队长等,李谷香妥善地替他们掩藏了旗帜和武器。因为李静兰曾任旗下营的教习,李谷香与旗人子弟交游甚密,对旗下营内情了如指掌,所以才能于次日晚成功协助革命志士击破旗下营。


浙江光复后,曾经的3位光复志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人矢志追随革命,有人却明哲保身,最终分道扬镳。

蔡汝霖在浙江光复后被任命为浙江宣慰使并回到东阳执行任务,他提前剃尽发辫,屹立城头,劝导民众剪除发辫,还我民族习俗,乃至被顽固劣绅造谣为“蔡宅出个举人做和尚”。综观蔡汝霖的一生,他最钟情的还是教育事业。早在1905年,他就在家乡蔡宅创办了全县首所自治高初两等小学堂,后更名为永宁自治高等小学堂,把为科举所设立的“文会”经费,全部拨给小学堂使用,受到群众拥护。次年,他与友人在杭州创办金、衢、严、处四府旅杭公学,任监督,被推为全浙教育会干事。光复浙江的先驱者吕公望就曾在这所学校就读。辛亥革命后,他又积极筹建东阳中学。他建在蔡宅的九间头“听春雨楼”紧邻永宁小学,二楼开设楼梯直通永宁小学后门。在楼梯下的小园内,他亲自手植了一株金桂、一株木瓜,距今均有120余年树龄。“文青”兼“愤青”的蔡汝霖,把能文善武的陆游作为自己的人格追随对象,他的“听春雨楼”之名,就出自陆游诗句“小楼一夜听春雨”,以寄寓自己一腔报国之志。

1913年,蔡汝霖任国会众议院议员。次年国会解散,他加入浙江护国军任顾问,投入讨袁斗争。1916年国会恢复,他仍任众议院议员,为南北统一而不懈奔走,心力交瘁,于当年溘然病逝于“听春雨楼”。

李谷香则在杭州光复后参加了苏浙联合的光复先锋队,参加了光复南京的战役,被授任浙江盐政监督、福建省税务局长等职。孙中山先生到杭州指导革命工作时,都住在他家中,并与他合影。1913年,袁世凯窃国后,李谷香追随孙中山起兵讨袁,发起二次革命,亲率敢死队攻打上海制造局,母亲卢太夫人捐万金以充军费;1917年他参加“护法”运动;1926年又在北伐部队中任筹饷专员。他还把唯一的儿子李友光(世昌)纳入革命队伍,父子同赴革命大业。

当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提倡实业救国,李谷香立马响应,辞职重操旧业。他经营有方,除了担任谦泰腿行的股东,还是上海万有馀腿行股东、杭州大世界游乐场创办人之一,还在吕公望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上海永豫纱厂担任副总经理。致富不忘民生的他出资数万元,创立通鉴学校,专收旗人子弟及贫苦儿童入学,培养利国利民之志士400余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李谷香回到家乡李宅,与敌伪势力周旋斗争,保护群众。1950年,李谷香被推荐出席浙江省第一届政协会议,却因劳瘁过度而逝于会所。

曾在杭州光复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王桂林,辛亥革命后仕途显赫,1914年被北洋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1924年被北京将军府授任“无冠字将军”。不同的政见、不同的政营,最终让这位东阳近代史上的首位将军,与昔年的战友背道而驰,隐于历史的尘埃深处……

(本网责任编辑:杨群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