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的核心问题意识是面向全世界的，其诞生时代的矛盾具有双重性，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二是国际间的竞争性矛盾与压迫性矛盾。《共产党宣言》很快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而首个完整中译本的产生过程则表明信仰和国际间思想文化交流及国际援助的重要性。《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打下人才与理论基础，有助于革命者形成革命信仰，探寻革命路径，拥有国际视野。在此过程中，中国革命逐渐具备了信仰坚定、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特质，影响至今。
《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在英国伦敦发行，是全世界范围内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政治学著作，其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公开问世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其传达的基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宣言》“是一部科学洞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著作，是一部充满斗争精神、批判精神、革命精神的经典著作，是一部秉持人民立场、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完整中文版于1920年在上海发行，至今已逾百年。百年间，《宣言》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沧桑变化，并逐渐内化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术界对《宣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现实意义、文本解读以及版本考证，本文在吸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在《宣言》诞生和传播的历史脉络中，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其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初步探索《宣言》对中国革命精神的形塑。
一、《宣言》的诞生与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宣言》诞生的时代，即19世纪上半叶，欧洲经历了由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众所周知，这场变革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重塑了人类生存的空间场景。但与此同时，由变革产生的社会问题也随之发生，诸如经济危机频发、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等。为转移国内危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将目光对准世界范围内的未开发市场，由此导致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与尚未融入资本秩序地区的冲突与矛盾。简言之，《宣言》诞生时代的矛盾具有双重性，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二是国际间的竞争性矛盾与压迫性矛盾。
两种矛盾导致两种不同形式的反抗。内部矛盾方面，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接连爆发工人运动，如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等。但这种反抗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结构中展开，并未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外部矛盾方面，以中国人对英国侵略者的抗击为例，指导这种抗击的理念从根本上说是“两种民族传统观念”的结合：“一种观念来自儒家的知识精英，他们提倡个体忠诚、爱国；另一种则在民间广泛存在，主要包括替天行道的英雄主义精神和集体反抗外族入侵的文化传统。”但不管是来自士大夫阶层的努力，还是社会底层民众的抗争，都未能将饱受西方列国侵略的中国带出泥淖。
事实上，内外维度的两种反抗形式之所以均以失败告终，乃是因为缺乏新型理论指导，因此抗争并不能从整体上解决由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全球性矛盾，而《宣言》的出现为抗争带来了新的曙光和希望。《宣言》的价值并不局限于某个地区，其核心问题意识也是具有世界性的，它所提供的理论武器极大地震动了未来百余年的世界政治图景。《宣言》站在全球发展的高度，从根本上提出了对抗资本主义的方案，加之其所具有的犀利语言和充沛情感，一经出版，便在欧洲各国的工人中间流行起来，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全世界传播扩散。
相比之下，《宣言》中文版本的引入相对较晚。最早将马克思介绍到中国的是西方传教士。1899年英国人颉德撰写的《大同学》由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合译成中文，该书第一章和第三章提到了马克思、“安民新学”（社会主义）和《宣言》的相关内容。进入20世纪，《宣言》所具有的超越性、突破性革命精神自然也吸引到身处困境的中国进步人士的关注，20年间通过各种媒体先后数次节译、介绍《宣言》。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宣言》此时至少部分地开始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激励在黑暗中摸索前进道路的知识分子，为他们的探索带去灵感。这些译介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李大钊在1919年《新青年》第五、六号上连续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这篇雄文中，李大钊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以及社会主义理论，并引用《宣言》中“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这句话，说明“阶级竞争”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关键位置。李大钊对《宣言》和马克思主义的把握，对后来革命者理解《宣言》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除此之外，一些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也对包括《宣言》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引介作出了贡献。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宣言》所蕴含的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价值开始被知识精英所认识，但由于介绍并不系统，《宣言》还未能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其潜在力量，直到《宣言》完整中译本的出现，这种局面才开始得以改观。
二、《宣言》首个中文完整译本发行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宣言》完整中文译本，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在上海出版，这是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第一个完整中文版本。马克思的正面半身照片印于封皮之上，“社会主义”这个重要概念也出现在封皮上，这些因素都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便利。首个完整译本的发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体系化的主动译介和传播，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创造了社会舆论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理论铺垫。在此基础上，《宣言》推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促成革命精神的形成。回首历史，可以说《宣言》中文译本的顺利发行，预示着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思想的跨国流动、坚定的信念以及国际支援。
首先，我们要在思想文化国际交往的视野中透视陈望道翻译《宣言》——这与他在日本的留学经历密切相关。他在日本学习期间，接触并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为其之后的信仰确立以及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奠定了基础。近代以来，日本知识分子解决主体困境的路径主要有三条，分别是“脱亚入欧”“亚洲统一”和社会主义。1903年，幸德秋水出版的《社会主义精髓》简单明了地阐释了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运用于对国际秩序的判断。20世纪的前10年，日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大有进展，大量专著的出版为关注该思想的读者提供了契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对西方列强本质的进一步认识促使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在日本蓬勃开展，马克思主义迅速普及。日本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且多集中活跃于东京首都圈。陈望道正是在这一时期求学于东京诸高校。身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他痛心于中国的状况，受日本进步思想的影响，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通过中日进步人士的社交网络，与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学者有过接触。
在日本的经历，为陈望道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出路增添了国际视角，其共产主义信仰也逐渐确立。1919年陈望道回国后，受聘于浙江第一师范，但很快因其激进改革而受到保守力量的抵制和诽谤，被扣上“非孝、废孔、共产、公妻”的罪名，最后还酿成“一师风潮”的流血事件。事件之后，他便回到义乌老家。经过此番顿挫，陈望道对改变社会的意愿更加迫切。据陈望道自己回忆，1920年初上海《星期评论》杂志开始约他翻译《宣言》。当时《星期评论》是由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三人主持，陈望道翻译主要使用的底本是戴季陶给他的日本版。该版本由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经由英文版翻译而来，而英文版则是由萨缪尔·穆尔（Samuel Moore）从德文版翻译而来，并得到恩格斯亲自校对，权威性有所保证。据目前学术界的普遍看法，陈望道在翻译过程中还参考了《宣言》的英文版。鉴于老家的环境和条件，陈望道在翻译过程中能够参考的资料相当有限，而《宣言》本身涉及的知识面宽广，翻译过程中颇为花费精力，但信念的力量使得他将这一工作坚持下来。当翻译工作完成之时，他们却面临没有经费出版的尴尬。此时，维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来到上海，为《宣言》的出版提供了支持。
概言之，思想文化的国际间交流、信念的支撑以及共产国际的援助这三个方面共同促成了《宣言》在中国问世，缺少其中一个条件，历史就可能改变。可以说《宣言》诞生本身就带有浓郁的信仰色彩和国际性特质。而这两大特征在今后中国革命精神的塑造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宣言》出版后，广为流传，首印千余册销售、分发一空。新中国成立前，陈望道译本总共发行了17个版本。《宣言》成为众多怀揣理想、试图改变社会的青年人的案头书。例如，毛泽东在跟斯诺的谈话中就指出，有3本书帮助他建立了持续一生的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而首当其冲的便是陈望道翻译的《宣言》。周恩来也对陈望道说过，“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陈望道译本的出现，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关键性一步，为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打开了一扇方便之窗。下文，我们将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重点考察《宣言》所发挥的作用。
三、《宣言》与中国革命进程的发展
《宣言》中文版的传播，积极参与塑造了中国革命进程。它的出现有效改变了革命者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解以及对革命目标的期盼。这一改变对于我们之后进一步透视中国革命精神的形成，发挥着关键作用。具体来看，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宣言》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
（一）《宣言》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打下思想基础。1920年，《宣言》从翻译到正式出版发行，而这一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至关重要。这一年，在思想上已经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陈独秀在上海重新组织了《新青年》编辑部，吸收陈望道、李汉俊等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加入。经过调整，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实际上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宣传重镇，同时也成为后来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基地。这些渴望进步思想的同道中人于5月份一同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积极兴办刊物，组织工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宣言》完整本的翻译出版工作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任务之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奠定基础。维经斯基到上海后就发现，当时中国革命活动“最薄弱的地方就是活动分散”，不过在上海《新青年》和支持其发行的群益书店则能够“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
8月，中文版《宣言》正式出版。与此同时，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在“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选择后者来为组织命名。正如有论者所言，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特定历史时刻，《宣言》驱动了一个政党以“共产”为名。维经斯基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视为其上海之行的最重要成果。该组织下设出版部、宣传部和组织部，负责培训干部、开展工人运动、出版党内机关报，宣传马列主义和苏俄新政府情况，“从思想上为全国建党做准备”。陈望道翻译的《宣言》正是由出版部发行，对上海和其他地方的青年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宣言》事实上加入了马克思主义从上海传向全国各地的历史进程。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通过学习《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投身于工人运动和反帝反军阀斗争中不断锻炼自己，逐渐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干部条件”；与此同时，工人群众也开始接受新思想，提高觉悟，涌现一批拥有马列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整体而言，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宣言》深刻塑造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认知。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刊了内部机关刊物《共产党》，陈独秀为其撰写了创刊词《短言》。在寥寥数百字中，陈独秀认为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走向崩塌，取而代之的必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都是资本家的奴隶。要彻底摆脱奴隶的境遇，唯有通过“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陈独秀表达的看法与《宣言》传递的核心要旨相同。同样的观念在同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再次表达——从标题来看，该宣言明显受到马恩《宣言》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尽管未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但选择加入组织的党员均可阅读，可以说反映了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理论认知状况。《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让社会上只存在一个阶级，即由劳动群众组成的无产阶级。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而实现目标的工具则是“阶级争斗”。在该宣言中，共产党的任务被明确，即组织和集中“阶级争斗的势力，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增雄厚”。《中国共产党宣言》传达的中心思想同样来自于马恩《宣言》，而其中一个关键术语“阶级争斗”更是直接源自于陈望道译本中对“阶级斗争”的翻译。从这一细节足可见马恩《宣言》对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理论认识的影响。可以说，《宣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宣言》构成中国革命者信仰和理想愿景的基石。《宣言》之于中国革命的核心价值之一便是提供了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愿景描述，很多进步青年正是追随着这一愿景，形成了共产主义信仰，并立志为这一愿景奋斗终身。在革命时期，革命者对这种愿景的向往是非常真实的。很多人都是在年轻时读了《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读物，决定投奔共产党，义无反顾走上革命道路的。当时还有不少从事教育的青年教师，由于对现实不满开始阅读《宣言》等书籍，从而发现了对未来社会构想的全新可能，并通过课堂将这些进步书籍介绍给学生，影响更多人投身理想事业。《宣言》在追求进步的学生中影响非常大，即便在某些无法直接读到该书的内陆地区，青年人也都对其中的内容有所耳闻。
为什么《宣言》能够吸引如此多的进步青年树立信仰？我们要进入100年前的思想语境中寻求答案。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事实上出现了双重危机：一方面，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经历了“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思潮的否定；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出现了诸如“西方文明破产论”等观念。许多有追求有理想的青年人一下子失去了人生坐标和奋斗方向，消极苦闷情绪开始产生蔓延。青年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当时“大势斗转”的现象，他坦言当时青年人思想的混乱：“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胜利的俄国革命，给处于烦闷无适的年轻人提供了不同的路径和希望。
与此同时，苏俄新政府成立后，发布第一次对华宣言，声称归还中东铁路，修改“中国在武力威逼或外国入侵威胁下被迫订立的各种旧条约”。1920年3月底4月初，该宣言进入中国，在媒体上被反复宣传，引起中国人热烈响应。个人和团体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发表意见，为苏俄在中国思想界塑造了新形象：原本是毁誉参半的苏俄新政权，现在成了主持正义的世界英雄，取代美国成为当时舆论的焦点。苏俄新形象的确立,不仅直接造成中国思想界的美俄易位，更因外交道路的“正义”使得其内政形象进一步正面化，从而在中国出现了“列宁时刻”，“为苏俄式的共产主义在中国铺了一条路”。
俄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对华宣言发表所形成的合力，将年轻人更进一步推向马克思主义。当时，马克思主义对于青年人而言，可以在“赋予意义、积极引导、提供答案”三个方面提供整体性方案，“满足了人们的渴望，消解人们对国家命运模糊、低迷而又找不到下手处的痛苦”。而这种痛苦的表现之一即是有感于中国人缺乏组织力，始终呈现各自为战、一盘散沙的局面。在这一语境下，《宣言》最后那句“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就显得格外有冲击力和凝聚力。
受到《宣言》的影响，选择革命的人开始将“组织起来”视为中国通向理想愿景的必由之路。1920年12月，陈独秀在给张东荪的复信中对中国劳动者缺少组织的现状痛心疾首，认为“中国劳动者没有组织，没有阶级的觉悟，不能做阶级的斗争来抵抗资本家，所以生活极苦而工价极贱，造成外国资本家群来掠夺底好机会”。唯有组织起来，才能抵抗剥削者的层层压迫，最终夺取理想生活的权利。这一逻辑在次年成立的衙前农民协会宣言中也清晰地体现出来：“我们农民，从小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长大时做了田主地主不用负担维持生存条件的牛马奴隶，老来收不回自己从来所努力的一米半谷来维持生活。……我们的觉悟，才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有组织地团结，才是我们离开恶运交好运的途径。决定我们的命运，正是决定全中国人的命运。”劳动者需要团结起来对抗资本家，农民需要团结起来对抗地主，沿此逻辑，如果要想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则需要全国人民大团结。1924年1月，李大钊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就明确传达了这层含义：“我们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
毛泽东延续李大钊的逻辑，更进一步肯定群众所具有的巨大力量，明确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是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唯一路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斗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1936年，在与斯诺的谈话时，毛泽东再次强调只有团结起来的群众，才有力量战胜帝国主义，实现理想社会愿景：“中国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潜力，这些力量，在一个伟大的斗争的时期是能够组织起来投到强大的抗日战线上去的”；“我们深信，中国人民是不会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的。我们深信他们会把他们的巨大潜力动员起来，投到抗日的战场上去的，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去对付侵略者的挑战。”
简言之，中国革命者经由《宣言》发现共产主义信仰的价值，共产主义信仰能够有效解答革命者思想中的诸多困惑，并提供一套完整的行动指南引导其行动：革命者按照《宣言》构想出革命的目标和未来愿景，并根据《宣言》发掘了实现革命目标的根本路径——团结起来。这正是《宣言》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作用的基本表现形式。
（三）《宣言》为团结民众、发动更深入的社会革命提供了关键性理论武器。共产党人通过《宣言》明确了将群众团结起来，是取得革命胜利、建立理想社会的唯一路径。那么，如何将群众团结起来，就成为革命者下一个面临的问题。而《宣言》中出现的“阶级斗争”概念，对共产党人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尽可能地团结和动员革命力量，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可以说“阶级斗争”概念，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影响极其深远。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动员，与对“阶级”概念的理解把握以及对“斗争”概念的洞悉密不可分。
1922年4月，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谈了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著作即是《宣言》，而该书精髓则是“阶级争斗”。“阶级争斗”的要义被陈独秀概括为两点，一是“一切过去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争斗底历史”；二是“阶级之成立和争斗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
当然，对“阶级斗争”概念把握最为深刻、贯彻最为彻底的当属毛泽东。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即表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在毛泽东看来，缺少阶级分析思维以及疏于对阶级斗争的理解，是中国革命难以取得成效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特意强调阶级斗争之于社会实践的重要性，认为阶级斗争对于人的认识发展的影响尤为深刻，“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1941年9月，在延安对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讲话时，毛泽东谈了自己对农村调查的心得，明确指出受《宣言》之影响，他“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以说，是《宣言》打开了毛泽东以阶级视角透视中国社会的大门。
而所谓革命动员、发动革命，其实质便是在广大农村地区进行阶级划分，将传统中国文化中含情脉脉的农村文化割裂、打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视角对其力量进行重新整合，调整农村的权力格局和政治秩序，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中国的现实问题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在解决民族前途的“整体性思路”和日常生活的“具体性实践”之间建立起关联。将“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落地的关键一步即是农村调查。毛泽东非常重视实地调查，并撰写多份农村调查报告。正是在不断深入农村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将基于自身生活体验的感性认识转化成了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解基础之上的理性认知。而这一过程也是将《宣言》中的“阶级斗争”概念不断融入中国革命、塑造革命精神的过程。
（四）《宣言》为革命者理解中国革命注入了国际视野。如上文所述，《宣言》诞生的历史背景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形成的跨越国境和地区的时代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宣言的核心问题意识并非集中于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地区，而是关注全球性状况。而《宣言》所倡导的理想愿景得以实现的逻辑基础，也是以在全球范围内将先进革命力量调动组织起来为前提。因此，《宣言》本身就具有浓郁的国际视野。当中国革命者通过阅读《宣言》来理解自身行动的价值和意义时，势必将这种国际视野带入其中。
理解革命的国际视野在列宁著作的影响下变得更加坚定。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明确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逻辑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内市场必然是同国外市场相联系的。资本主义早已造成了世界市场。所以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殖民地联系和‘势力范围’的极力扩大，这些垄断同盟就‘自然地’走向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这些垄断组织是跨越国界和疆域的，其所具有的剥削和压迫性质也注定不会局限在一国范围内，受压迫者也必定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文化和历史的民众，面临着相同的命运。列宁将发展至此的资本主义称之为“帝国主义”，即“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是全球性的，帝国主义在任何一个区域遭到受压迫民众的反抗，其利益链条都会受损。
1925年8月，李大钊在开封第一师范的演讲中沿用了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界定，并更加强调帝国主义所具有的武力侵略性质：“帝国主义是什么？就是资本主义发展之结果。因为他要向海外找殖民地作他自己的贸易场和原料地，因为又要保护，便要武装起来，所以武装之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革命和反抗就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的问题，“将来中国革命成功之一日，即世界问题解决之一日，即世界革命成功之一日”。1926年5月，陈独秀在《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中更是明确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运动所具有的国际性之特点：“这时代的民族运动之特性，乃是二十世纪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及被压迫国家之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联合反抗他们的压迫者——资本帝国主义，不像前时代的民族运动是单纯资产阶级运动。因为资本帝国主义有国际性，反抗他们之民族运动也不得不含有国际性，和前时代民族运动之对象及作战策略遂至不同，这也是此时代民族运动和前时代民族运动特征不同之一。”“前时代的民族运动是：纯资产阶级的，没有国际性的，造成资本帝国主义的；此时代的民族运动是：各阶级联合的，含有国际性的，反资本帝国主义的。”这段话充分体现出中共早期革命者对于革命所蕴含的世界维度的理解。可以说，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和反革命行为，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性意义。
毛泽东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革命国际维度的理解：“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起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在此基础上，他更进一步分析了全球格局中处于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双方。他借用中国传统中的一个概念“义战”来定义世界范围内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斗争，认为“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在帝国主义者与被压迫者二元对峙的国际秩序中，义战必定遍布全世界。而义战最关键的一个特征，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得道者多助”，即“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因此，中国的革命离不开世界各国正义力量的帮助，中国也同样会帮助其他受剥削受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战一方的利益注定要超越民族和疆域的界限，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中国革命所拥有的全球性价值，是历朝历代的起义造反所不具备的，这一特征使革命具有了全新的生命力和意义。《宣言》为革命者准确把握革命性质的根本特征奠定了基础，而这一对革命透析的全球性视角，直接影响了革命的前途和结果。
四、《宣言》对中国革命精神的形塑
前文梳理了《宣言》产生之时代背景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在思想跨国流动、信念支撑和国际支援前提下首个中文完整译本诞生的大致经过，进而从阅读接受史的视角探讨了《宣言》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和推动。文章结语部分旨在以上述讨论为基础，初步概括《宣言》对中国革命精神之形塑。本文所关注的，不是产生一时效应、稍纵即逝的波纹，而是《宣言》本身特征在与中国革命进程长期互动中，逐渐凝聚、回响至今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
（一）《宣言》促成中国共产党人革命信仰的产生与持续性凝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具有信仰支撑的革命，革命者怀揣强烈的信念投奔革命，为了实现心中美好的愿景，他们毫不犹豫地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缺少对革命进程中信仰凝聚力的把握和理解，我们很难确保在阐释革命时不会出现偏差。在信仰的形成和维系方面，《宣言》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宣言》中对唯物史观清晰明了的解释极具说服力，读者能够准确把握其中阐释的社会发展规律，并秉持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眼下的困顿。而《宣言》富有战斗力的犀利话语也能够将人们从彷徨、颓废、畏缩、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泥淖中拉出来。正是由于强烈的逻辑性和鼓动性，《宣言》成为了一代代共产党员产生信仰、维系信仰的源泉。2020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中，高屋建瓴地表明《宣言》对信仰形成的重要价值，将学习《宣言》置于凝聚和维系信仰的高度：“心有所信，方能行远。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更需要坚定理想信念、矢志拼搏奋斗。”革命精神中的信仰特质，在新时代的建设进程中将继续发挥着关键作用。
（二）《宣言》赋予中国革命以理想主义气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具有深厚的理想主义气质，这种气质的形成同样与《宣言》密切相关。《宣言》中对资本主义逻辑无情的批判以及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与被压迫命运相抗争的描述，为革命时期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革命者提供了一幅光明的宏大愿景，这一愿景成为革命者行动的精神指引。这种革命的理想主义精神并未随着革命胜利而终止，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理想主义又促使一批批各行各业的有志青年奔赴祖国边远地区，发挥他们的专业技能，支援国家建设。革命时期形成的这种理想主义气质，能够抵挡住各种诱惑与腐蚀的汹涌浪潮，构成善良与德性的重要基石，是中华民族持续性前进必不可少的要素。
（三）《宣言》培育出中国人民浓郁的国际主义情怀。如上所言，《宣言》将一个民族或地区的反抗，赋予国际视野，唯有站在全球发展高度，才能为革命行动找到出路。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大肆扩张的时刻起，一个民族的命运就已经无法在民族国家的版图内被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其命运与世界范围内的反抗者紧紧交织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同时也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民众带去了希望和借鉴，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民族独立的事实并没有让中共领导人停止通过国际视野思考如何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而各级教育中融入的国际主义内容也使得成长在新中国的年轻人早早就认识到中华民族命运与世界人民命运之间存在的紧密关系。如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更是将形成于革命时期的国际主义情怀提升到全新高度，中国共产党也必将不忘初心，铭记《宣言》中的使命，秉持国际主义情怀，不断推动世界健康和谐发展。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