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党史（348）丨李大钊与浙江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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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回顾李大钊的一生，“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李大钊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典范。

李大钊的革命生涯主要在北方。不过，李大钊与浙江尤其是浙江籍人士，也有着十分密切甚至是特殊的关系。值此李大钊英勇就义95周年之际，本栏目刊载此文，就此作些梳理分析。

李大钊与蔡元培

1917年2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就职。1918年初，应蔡元培之聘，李大钊到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为了拯救苦难的旧中国，两人以北大为基地，事业上并肩战斗，工作上互相支持，学术上互相欣赏，人格上互相尊重，留下了一段友谊佳话。

在蔡元培支持下，陈独秀、李大钊等办的《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蔡元培本人也为《新青年》写过不少文章。守旧派“卫道士”代表林纾发文指责蔡元培，李大钊写了《新旧思潮的激战》一文予以挞伐。

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蔡元培与李大钊共同战斗，共同推动和指导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两人还一起开展营救被捕爱国学生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蔡元培在高压下被迫辞职出走，李大钊组织发起挽留运动，促使反动当局后来不得不表示“挽留”，蔡元培重新回到北大。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秘密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蔡元培同意将“启事”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刊登，并亲自参加了成立大会。他还不顾某些人的阻挠，将北大两间屋子给研究会作为会址，李大钊给其取名为“亢慕义斋”，意为“共产主义室”。在蔡元培的支持和掩护下，北京出现了一个红色摇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一直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以此为掩护，进行党的大量工作，蔡元培予以积极支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2年3月来北京。蔡元培与他在李大钊家里进行了亲切的谈话。1922年12月起，李大钊担任校长室秘书（当时未设副校长），帮助蔡元培处理校内日常工作。他同时也在这里进行中共地下工作。

李大钊为了党的事业不顾一切地忘我工作。他每月有280元工资，自己却“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他把节省下来的钱为党提供经费和接待贫寒青年，每月月底家里常常揭不开锅。蔡元培深受感动，他特别关照会计科每月发工资时，先为李大钊扣下家庭生活费，免得李夫人难为无米之炊。1927年，当蔡元培在杭州听到李大钊被害的惨讯时，满腔悲愤，带头在捐册上题名捐款，表达自己对李大钊的崇敬和对他的家属的慰问。

李大钊与鲁迅等浙江籍北大同仁

李大钊和鲁迅， 用鲁迅的话说，两人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两人同为《新青年》杂志撰稿人，他们以手中的笔为武器，不遗余力地进行着反帝反封建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当李大钊要把《新青年》第六卷编辑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时，编辑部内部出现了争论，鲁迅以实际行动予以支持。他不仅在思想观点上支持李大钊，对于李大钊的道德品质和人格风范也推崇有加。李大钊也十分看重鲁迅作品抨击旧思想、改良社会的价值,如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出版后，李大钊予以高度赞赏，还亲自讲授给孩子们听。

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李大钊负了伤，之后又被反动政府通缉。这时鲁迅毅然旗帜鲜明地同李大钊并肩战斗，写下了《可惨与可笑》、《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还高度赞扬了李大钊那种临危不惧的精神。鲁迅南下厦门和广州后，仍十分关心留在北方坚持斗争的李大钊。

1927年李大钊慷慨就义后，鲁迅感到痛失手足，哀彻肺腑。1933年4月，李大钊遇难六年后，各界人士为李大钊募捐举行公葬。鲁迅闻此消息后极为赞同，并很快捐款；鲁迅还满怀真情地写了《〈守常全集〉题记》，赞扬李大钊作为革命先驱的高尚品质，赞扬李大钊的遗文是“革命史上的丰碑”。

除了蔡元培和鲁迅，其他多位浙江籍北大同仁与李大钊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李大钊被捕后，他的长子李保华刚好在外面，后在鲁迅二弟周作人的帮助下，逃到了日本。1931年夏，在周作人、沈尹默等人的努力下，李大钊之女李星华和李炎华回到北京复学。为进一步帮助李家，周作人去找浙江籍的北大校长蒋梦麟等商议，请北大将李大钊留下的书籍全部买下，蒋完全同意。蒋还拍板每月支付给李大钊夫人赵纫兰50元作为补助。后来有人反对，蒋断然说：“要是谁能如李一样为主义而死，学校也会给他遗属钱。”

李大钊牺牲后，灵柩一直停放在浙寺未能安葬。1933年，赵纫兰病重前为此事去求北大同仁帮忙，校长蒋梦麟慨然应允。当时发起公葬的十三个人中，浙江人或祖籍浙江的就有九位，他们是：蒋梦麟、王烈、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马衡、樊际昌，钱玄同。为了墓址问题，蒋梦麟还专门去找万安公墓经营者、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的蒋彬侯帮忙。

李大钊与邵飘萍

李大钊与邵飘萍因时代潮流和共同理想而成为志同道合、相知相惜的同志、战友。两人的经历有不少共同或相似的地方。

在民国初年,他们共同高举反袁护国的大旗，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一揭一呼,有力地推动了"倒袁护国"运动的开始; 在"五四运动"中,他们共同以笔作刀,既是舆论的先导者,又是运动的直接发动者、支持者和引导者；两人相隔一年，都惨死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屠刀之下。

李大钊与邵飘萍都是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驱。“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原是明代著名谏臣杨继盛临刑前写的名联，邵飘萍生前一直用以自勉；李大钊则改了一个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可以说，此诗就是两人一生功业、风骨的概括与写照。1925年，李大钊与其学生罗章龙一起介绍意气相投、理念相同的邵飘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向斯诺介绍自己生平时，特别提到他曾受过两位老师的影响，这两位老师就是李大钊、邵飘萍，他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从河北省西柏坡迁入北平，当时毛泽东不胜感慨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毛泽东终生都忘不了邵飘萍。1949年4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亲自批复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后还曾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是邵飘萍的学生。直到1974年，81岁的毛泽东还提到了邵飘萍。

李大钊与参与建党的浙江籍先进分子

七位中共建党前入党的浙江籍人士，跟李大钊都有着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与交集。

李大钊与俞秀松、施存统。1919年底，“一师风潮”后，施存统、俞秀松等离开“一师”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北京工读互助团由李大钊、胡适等发起，他们为年轻学子安排工作。由于北京工读互助团很快散了，1920年3月27日，由李大钊推荐，施存统和俞秀松来到上海，在《星期评论》社工作，还认识了陈独秀、戴季陶等人。陈独秀十分器重这几个激情澎湃、思想进步的年轻人。俞秀松、施存统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两人成为5名成员之一。

李大钊与陈望道。目前虽然没有发现李大钊与陈望道之间直接的交集与联系，但陈望道在《深切的怀念》一文中回忆：“有一次，周总理亲切地问我，《共产党宣言》你是参考哪一国的版本翻译的？我回答，日文和英文，主要是英文。”而据一些资料，英文版是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从这个角度看，在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过程中，李大钊也起了一定程度上的催生作用。

李大钊与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沈玄庐。作为著名的民主人士,邵力子曾拥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双重党籍。1919年6月，担任《民国日报》经理兼新闻编辑的邵力子开辟副刊《觉悟》，《觉悟》多次刊载了李大钊等人的文章。1922年，邵力子和于右任找李大钊等商议，决定把“东南高师”改办成一所综合性文科大学，并取名为上海大学。李大钊予以积极支持，并推荐一批共产党员参与该校的教学与管理工作。 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沈雁冰立即著文予以赞赏回应，并由此引起陈独秀的注意。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成立，李大钊为编辑部主任。同年，沈泽民与同学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参与编辑出版《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杂志。沈玄庐受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的启发，在上海参与创办《星期评论》，两刊当时被誉为“舆论界最亮的两颗明星”。

李大钊与周恩来

周恩来籍贯浙江，生于江苏，某种意义上也可说他是浙江人。据了解，在1920年11月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届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名单中，周恩来就是作为浙江学生的。

周恩来与李大钊之间的关系称得上比较熟悉。1919年5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后创办了觉悟社。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一个活动，就是请有很高声望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来演讲。李大钊对觉悟社不分男女组合和出版刊物的做法非常赞成，并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后来李大钊还经常参加觉悟社的活动。应该说，在周恩来向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过程中，李大钊是有不小影响的。

周恩来也是建党前入党的，李大钊对周恩来入党以至后来到黄埔军校任职也有间接的关联。因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就是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的同事、部下，张申府也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主要联络人之一。 1924年初，经李大钊介绍和推荐，张申府从欧洲回国后参加黄埔军校筹建工作，5月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当时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恳请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推荐人才，张申府开列了一张写有15个名字的名单，第一个就是周恩来。1924年11月，张申府因故辞职后，周恩来来到黄埔军校并担任了政治部主任，由此开启了他波澜壮阔人生的大幕。

李大钊与西湖会议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李大钊因各种原因没有参加党的一大、二大，西湖会议是他第一次亲自参加的党的重要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为实现国共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会后，李大钊即代表中共从杭抵沪，与孙中山先生会面，商定合作大计，筹备改组国民党。西湖会议为党的三大确定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奠定了基础，也为大革命的迅猛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

李大钊与浙江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杭州小组

浙江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杭州小组的成立与李大钊也有一定的关系。小组组长于树德早年入天津北洋政法学堂读书，是李大钊的同学。1922年初，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12日，参与领导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支部，被推为主任。8月，中共上海地委兼江浙区委书记徐梅坤来杭开展建党工作。当时中共北京地委也调派一批骨干到外地建党，于树德转去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担任教员并与徐梅坤接上了关系。9月，在徐梅坤的主持下，中共杭州小组成立，于树德任组长。 小组的3名成员之一沈干城，曾是由李大钊发起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  

除了上述人物和事件，其他若干浙江籍早期党员也曾与李大钊有过一定的交集。如曾在北大文学院预科就读的诗人革命家潘漠华，获悉李大钊就义而深受刺激的革命作家冯雪峰，曾任中共浙西特委书记、浙江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杭州中心市委书记的郑鑫等一些浙江籍人士，他们在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中，也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李大钊的熏陶和影响。

研究李大钊与浙江，还有一个浙江人是绕不开的，他就是蒋介石。在李大钊与孙中山最初会面之时，两个人差不多就开始认识，后来蒋还曾奉孙之命与李一起商量过举办黄埔军校之事。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人愈行愈远。一般传言，李大钊被捕后，蒋介石曾给张作霖发了一封密电，提出“此人不除，后患无穷”，“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正是这一密电使张作霖解除了后顾之忧，铁了心对李大钊施以极刑。不过，这一传言并未证实。蒋介石日记后来已经解密，也未从中看到任何相关记录。蒋介石曾经发表过一本书，叫做《中国之命运》，在书中他说“守常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表率。”由此看出，至少在私底下，他对李大钊还是很认可的。但是，就1927年的情势而言，蒋介石心里肯定不希望李大钊生还。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便蒋介石没有发过那封密电，但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抓捕杀害中共党员的行径无疑坚定了张作霖杀李大钊之心。

李大钊同志就义已经95年了。“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散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这样说。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中共中央在为李大钊撰写的碑文指出：“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深入研究李大钊和其他革命先驱，研究他们的崇高精神和战斗友谊，对于新时期践行初心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原载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足迹》期刊，作者滕荣康、张爱球，转载时略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