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土沦丧、民族危亡，台湾义勇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于金华成立、发展、壮大。它是由台湾同胞组成的直接参加抗战，人数最多、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支队伍。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和台湾同胞抵御侵略、捍卫祖国统一初心的双向奔赴，这支富有特色的抗战队伍克服艰难险阻，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在中共统一战线引导下开创新局面
台湾爱国人士李友邦，祖籍福建同安县，1906年出生于台湾台北。少年时期在台湾师范学院就读时，参加反日组织。1924年6月，在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期间，就以“争取台湾摆脱日本统治，返归祖国”为宗旨，组织成立台湾独立革命党，进行革命活动。1932年，因反对向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遭国民政府逮捕，囚禁于浙江陆军监狱，1937年出狱。
1938年夏，李友邦在丽水与陆军监狱狱友骆耕漠（共产党员）相遇，谈及准备到闽北崇安县组织台湾流亡的志士，组建台湾人民抗战团体，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骆耕漠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委员，认为台胞参加抗战、保卫祖国统一的义举应予大力支持，是统战的重要对象，于是立即向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报告。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张锡昌根据省委指示，指定骆耕漠联系李友邦，并协助李友邦到福建崇安调查情况、开展工作，开辟抗日救亡的新阵地。经过了解，崇安县台胞大多是被迫流亡回大陆的小学教员、医生、职员等，还成立了台胞抗日复国大同盟，他们都愿意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研究后认为：“鉴于沪、宁、杭三地均已沦陷，浙赣路危在旦夕，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有责任也有可能协助李友邦发起组织台湾义勇队，把第一批台胞动员到浙江前线，并从搞支援抗战的宣传活动着手，树起旗帜，然后再进一步开展活动。”省委书记刘英同意这个计划。因金华当时是浙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国民政府浙江省党政军宪机关所在地，省委决定协助李友邦把台湾义勇队队部设立在金华。张锡昌与处属特委组织部长张贵卿商量后，决定调派遂昌民众教育馆的共产党员张启权，协助李友邦筹建台湾义勇队。
在中共的指导、支持和鼓舞下，李友邦的目标更为明确，即号召散居各地的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战，组建台湾义勇队并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在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的帮助下，李友邦恢复台湾独立革命党，并于1938年9月到福建召集台湾同胞。《福建民报》《东南日报》等对此作出醒目报道，社会各界也给予热烈欢迎和支持。崇安县长刘超然召开隆重的欢迎大会。会上，李友邦用闽南话演讲，号召台湾同胞奋起参加祖国抗战，许多台胞当即报名。
为获得国民政府对台湾义勇队的承认与支持，以取得公开合法身份，李友邦在中共帮助下做了诸多努力，不断找国民政府相关部门审批。但国民政府当局以敷衍搪塞的态度，表面答应批准，一直不予正式下文。1938年12月，李友邦和张毕来到桂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提交申请，却毫无进展。事情不能一直拖下去，于是张毕来在桂林继续交涉，李友邦先回金华组建台湾义勇队。1939年1月20日，台湾义勇队筹备委员会成立，李友邦、张毕来、郭汝侯、林心平、张应璋任筹备委员，并开始工作。
1939年2月1日，在中共金衢特委的协助下，李友邦在国民党金华县党部操场及抗战剧场召开日军俘虏招待大会。会上，新四军代表发言，宣传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和共产党优待俘虏政策，并提出“我们非常欢迎和期望日本弟兄、台湾同胞都参加到我们的抗战阵线中来”的统战思想。受到感化的日俘代表讲述接受教育转变为反侵略者的经过。李友邦在一旁作翻译，并发表演说，阐述台湾历来是中国领土和台湾义勇队的宗旨任务。大会轰动金华全城，台湾义勇队开始崭露头角。
在中共浙江省委和金衢特委的支持下，1939年2月22日，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在金华正式成立，李友邦任义勇队队长和少年团团长，张毕来任秘书，中共党员李炜（夏云）任少年团指导员。
二、周恩来指导统战工作进入新阶段
受中国共产党的深切影响，早在1938年9月，台湾独立革命党根据统一战线政策，修订党章和行动大纲。修正后的党章第一条即明文规定：“本党宗旨为团结台湾民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一切势力；在国家关系上脱离其统治，再归返祖国，以共同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同时又公布了《台湾独立革命党告全国同胞书》。修订后的行动大纲有“组织义勇队来华参加祖国抗战、扩大反战反法西斯宣传、组织日韩台反法西斯大同盟”等。
然而，台湾义勇队的成立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正式批准，经费、人事等皆无着落，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1940年3月，李友邦前往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再次谋求国民政府对成立台湾义勇队的批准。他携带黄绍竑的亲笔信去找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结果没能见到。
1939年三四月间，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到浙江视察抗战工作，途经金华，向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等人，对如何坚持抗战开展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浙江的形势、党的任务、斗争策略及加强党内外团结、文化工作等问题作出指示。对统一战线工作，他要求党员以抗日救亡大局为重，贯彻执行互尊互信互让原则，巩固全民族的团结；要求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埋头苦干，不暴露、不突出、不刺激，以廉洁奉公的行为表率，争取团结更多的人，进一步宣传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浙期间，周恩来还与国民政府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为首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会晤，共商团结抗战大业，晓以民族大义，增强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的决心，对维护共同抗日的形势起了推动作用。
4月1日晚，张毕来和邵荃麟、张之清、杜麦青等到周恩来住处，张毕来汇报台湾义勇队的情况和困难。周恩来指示要利用统一战线的力量，通过国民党的关系开展工作，尽量避免暴露义勇队与中共的关系，利用国民党的关系来争取获得批准，可以去找黄绍竑帮助解决。并指出，像李友邦这样的爱国人士，应引导他们，暂时在党外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比到党内更有利于革命。4月4日，周恩来看望台湾义勇队及其他抗战文化团体，对他们给予热情的慰问和鼓励。周恩来的指示，对台湾义勇队的鼓舞和促进作用很大，还为其后的工作设立了原则，即“尽量运用合法的形式开展工作，同时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后来，李友邦得知审批的关键人物是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康泽，利用与其是黄埔同学的关系，使台湾义勇队最终得到国民政府官方批准。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正式批准台湾义勇队成立，委任李友邦为台湾义勇队少将队长。
在党的统战政策指引下，李友邦致力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台湾革命力量统一起来结成联合阵线。1940年3月，李友邦在重庆联合其他五个台湾革命团体成立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其任务是“促成统一台湾革命政党，推动台湾岛内革命斗争，开展祖国前方及沦陷区台胞抗日革命工作。”旨在“统一组织，集中力量，共同抗日”，以凝聚力量，一致对敌，争取抗战早日胜利，促进台湾早日解放和祖国统一。由此，进一步开创了台胞参加抗战救亡的新局面。其后，台湾义勇队的成员不断增多。省委认为有必要加强组织建设和思想教育，培养骨干，提高人员素质。由张毕来、李炜和朱行三位党员组成支部，张毕来任支部书记，受省委统战部副书记吴毓直接领导。支部成立后，吸收培养台湾籍党员，并以他们为基础，组织进步的台湾同胞，开展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李友邦也十分重视学习教育培训，亲自主讲台湾革命问题。
三、统战方针下与国民党的渗透、控制作斗争有策略
台湾义勇队与中共关系密切，国民党当局对此颇为忌惮，起初采取冷淡、回避的态度；其后因其抗战工作卓著，声势渐盛，又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重视，进而百般拉拢，意图渗透、控制台湾义勇队。
早在1938年8月，张毕来去上饶找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谷正纲申请批准成立台湾义勇队时，谷正纲突然发问：“张先生，你知道李友邦是不是个共产党？”张毕来回答说：“不像。”谷正纲追问道：“怎么不像？”张毕来说：“从我跟他一起干这个工作以来，大小问题他都跟我商量决定，不像是个另有什么组织的人。”谷正纲这才没有什么话可说。由此可见，国民党当局对台湾义勇队是心存芥蒂，很不放心的。
在建队之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提出必须在台湾义勇队里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这是国民党想渗透的一个明显信号。对此，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长汪光焕指示张毕来：“既然国民党想把手伸进来，我们就必须争取主动，由我们自己来抓三青团的筹备工作。”张毕来与李友邦商议后决定，为防止国民党插手进来，由李友邦担任三青团筹备主任。而正式建立，则采取拖的办法，一直没有开展。
为了坚守住台湾义勇队这块抗战阵地，抵制国民党的渗透、控制，台湾义勇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宣传口径和实际工作中，采取的策略是始终抓住“民族”“抗战”这两条方针，积极利用国民党方面的各种关系开展工作，尽量避免暴露台湾义勇队与中共的关系，使国民党当局无隙可乘。国民党当局虽明知台湾义勇队有中共的支持，但对于“民族”“抗战”等方针，不管是出自真心，或碍于道义情理，也不得不表示赞同。
台湾义勇队的影响迅速扩大，在民众及下层官兵中得到广泛的支持，海外侨胞也予以热切关注和支持。到1940年，国民党许多重要人物都站出来表示支持。趁此时机，台湾义勇队广泛发信给国民党上层人物和社会名流，请他们给所办期刊《台湾先锋》题词。黄绍竑、孙科、陈立夫、康泽、陈诚、于右任、郭沫若、李济深、邵力子等都寄来题词，强调“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统一战线主题。《台湾先锋》都予以刊登和报道，既扩大了台湾义勇队的影响和声势，又形成了有利于台湾义勇队开展抗战活动的氛围，使国民党当局想渗透、控制却又无从下手。
四、统一战线下开展抗战活动卓有成效
在统一战线大旗下，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积极开展抗战工作，以浙江为主基地，活跃于东南各省，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前线作战方面：台湾义勇队员派往各抗战部队做翻译敌军文件、审讯教育俘虏、收听分析敌军广播，教士兵对日军喊话、开展政治攻势，还深入沦陷区和敌伪组织搜集情报，策反哗变等。因台湾义勇队员熟谙日文日语，了解日人与台胞被迫参战士兵的心理，故担任对敌感化工作极为有效。队员们到浙东前线野战医院工作，在战场上开展医疗救护，“一边教士兵日本话，讲台湾情况，鼓舞斗志，既是医生，又是教员、宣传员，很受前线官兵欢迎。”1939年9月，组建浙江省合作工作队浙西游击区直属分队，台湾义勇队派战斗人员和医师加入。这支新成立的游击队穿过敌人封锁，奔赴浙西前线开展武装斗争，医疾疗伤，为浙江抗战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医疗服务方面：很多义勇队员本职就是医务工作者，能够发挥专长提供医疗服务，极大缓解战时医务人员与医疗设施严重缺乏的问题。1939年1月，台湾义勇队在金华城内设立医疗所，义务医治伤病军民。“台湾医生”之名立刻传开，来求医的人很多。4月，为方便农村群众就诊，又在义乌义亭、金华东关尖头塘设立医疗所。同时组织了八个巡回医疗队（后设为医疗站）到金华邻县村镇诊治。并在金华、衢州、兰溪、福建建阳分别成立四个医院。还组织保健防疫和体检工作。在学校、社会团体等单位开展预防疾病、医学救护课程，组织军民免费体检及打天花、霍乱疫苗等。台湾义勇队还给新四军、民间抗战团体输送医疗器械和药品。
从事抗战生产方面：战时军工原料和药品极度匮乏，台湾义勇队充分发挥队员的专业技术为抗战服务，除制造军工原料樟脑和樟脑油外，还制造战时急需的药品，如奎宁丸、胃药、皮肤药膏等，输送到前线部队，并供给民众疗疾，贡献显著。如1939年，应浙江、福建两省建设厅要求，到云和、崇安等县帮助设计、指导建立樟脑制造厂，生产樟脑丸、樟脑油。在金华建立东关药品生产合作社，采用国产原料生产战场急需的药品。
在宣传慰问方面：台湾义勇队有意识地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宣传统一战线、台湾革命与解放问题，扩大影响。1938年以后，李友邦曾多次接受国际广播电台邀请，以日语、闽南语向日本人民及台胞进行广播。1939年，台湾义勇队在金华、桂林等地作了十多场关于台湾问题的报告、演讲。《东南战线》《救亡战线》《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经常宣传报道台湾义勇队的活动，使台湾问题引起国内各界甚至国际的关注，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台湾少年团的活动也十分活跃，深入前线开展抗战巡回表演，激励作战部队的士气与民众抗战的热忱。“这一支小小的可爱又勇敢的抗战队伍，受到当时全国同胞的激赏、爱护与赞许。”
中共浙江省委意识到台湾义勇队本身就是一支宣传队，将义勇队组成战地工作队，深入前线和抗战部队官兵一起生活战斗，用演讲会、歌咏会、座谈会等方式讲述亲身经历的亡国之痛，激励官兵奋勇杀敌，收到很好的效果。一些抗战部队以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为榜样教育将士，许多官兵在调防后还写信给台湾义勇队、少年团，深情地追述与义勇队战友们结下的友谊和所受的深刻教育。
为巩固和扩大宣传，1940年4月15日，台湾义勇队的机关刊物《台湾先锋》创刊，每周还出一张《台湾壁报》；少年团出版小型杂志《台星》，报道、传播关于联合抗战及台湾革命问题的主张，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的活动情况及工作任务的实施等。
五、丰富统一战线的内涵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切实肩负起奋力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政治优势、资源优势、组织优势、智力优势，为抗击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提供最广泛的支持和力量。以李友邦为代表的爱国台胞，在统一战线的引导下，组织台湾义勇队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发挥了特殊作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卓有成效的经验。“不分南北，无关族群，不计代价，他们以生命与鲜血，共同塑造了台湾的英烈大传统”，进一步丰富了统战工作的内涵，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
一是矢志不渝，始终坚决捍卫祖国统一。台湾义勇队始终把台湾革命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提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两大口号，积极配合祖国大陆抗击日本侵略，是台湾同胞最早参加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有组织的团体，谱写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抗日救亡不分你我，海峡两岸一家亲，携手同心共御外敌的动人场景。李友邦在1939年第二期《东南战线》发表《台湾要独立也要归返中国》，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省，满清在压力下，不得已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台湾革命的目的性，一方面要求独立，另一方面，要求返归祖国。“除了少数丧心病狂的作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走狗的败类而外，这已成为一般台湾民众的要求，所以台湾要归返中国。”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战，对于激励全民族齐心协力夺得抗战胜利和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意义极大。
二是奉行刻苦耐劳、不怕牺牲、发挥专长、甘于奉献的精神。战时生活十分艰苦，“衣食亦感不足”，政治上因国民党当局不信任而受到歧视，但义勇队员和少年团员对于参加前线作战及艰苦工作依然积极主动、热情高涨，义无反顾。在前线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犹不忘救死扶伤，很多年轻队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巡回医疗队工作非常辛苦，无论酷暑严寒，每日至少要步行七八十里路；凡急诊患者，不论路途遥远，即使深夜，台湾医院都会随时派人赶往急救诊疗；由于经费困难，物质条件缺乏，医护人员每日只能食用两餐，而前来求诊的人员日益增多，医师们除了奉献医疗技术和全部精力外，还献出个人所有的药品，每天从上午8时到晚上11时，连续工作长达15个小时，几乎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每位队员都毫无怨言继续努力工作。其积极奉献和刻苦耐劳的精神，赢得了广大军民深切的感激与尊敬。东南前线抗战部队纷纷要求第三战区政治部，甚至直接请求台湾义勇队派员去工作。
三是军纪严明，作风优良。李友邦本人生活节俭，平易可亲，对队员一视同仁，爱护备至。队员政治文化水平不高，就办培训班来提高；提拔使用干部不分地域省籍；有思想包袱的，个别谈话，开导帮助；家庭困难的，及时帮助解决；被国民党当局诬陷逮捕的革命人士，想方设法保释出来。李友邦深受全体队（团）员的拥护和爱戴。台湾义勇队转战东南，严明的军纪和朴实清新的作风，赢得民众一致赞誉。队伍曾在很多地方驻扎，与当地党政军民关系处理得很好，彼此十分融洽，并给军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少海外侨胞和国际友好人士也对这支队伍表示赞赏。
四是以全局的高度和宏阔的格局，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由于当时台湾的国际地位尚未确立，台湾义勇队与朝鲜义勇队同属国际性坚强的抗日革命队伍，深受国际人士的注目与崇敬，成为全国抗战乃至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组成部分。1938年12月，李友邦在桂林和日本反法西斯作家鹿地亘、朝鲜义勇队陈关斌等人，成立日韩台反法西斯大同盟，李友邦承担大同盟闽浙办事处的工作任务。台湾义勇队的筹建得到朝鲜义勇队的指导和帮助，两者在抗战中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结成深厚的战斗友谊。1941年夏，朝鲜义勇队金华通讯处计划在东南战场开展工作，希望得到帮助。李友邦立即答应，派队员到皖南共同筹建“韩台剧团”还募集资金，并在剧团成立后每月资助活动经费。1939年5月，法国著名记者李蒙等到浙江采访；1940年5月，南洋华侨筹账会回国慰问团第二分团到金华慰问，台湾义勇队、少年团不失时机地介绍、宣传台湾同胞不愿当亡国奴、坚持抗战的英勇事迹，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影响。台湾义勇队驻渝通讯处还与日本、朝鲜的革命志士组织日韩台俘虏访问团，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
五是注重培养革命接班人，具有远见卓识和高度责任感。少年团的建立，在其他抗战队伍中是不多见的。团员都是从日寇的铁蹄下被抢救或逃出来的儿童，台湾义勇队并不把这些十来岁的少年看作是包袱，而将其作为教育、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使命，除日常学习文化知识、军事训练外，还委派专人根据不同年龄和文化水平分别辅导，聘请专家、学者不定期讲课、作报告；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尽可能给小团员改善生活，关心他们健康成长。在悉心爱护培养下，台湾少年团成为抗战时期全国最著名的儿童团体之一。台湾义勇队对于老人妇孺也不排斥，将他们组编为生产队，把团队建设成革命大家庭，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要求。
岁月无声，唯史永存。我们不能忘记在祖国内忧外患、山河破碎的危急时刻，两岸同胞聚集在统一战线旗帜下，为战胜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统一不畏牺牲、英勇抗战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也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时代赋予统一战线新的内容和内涵，作为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爱国统一战线应当在新时代继续发挥独特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两岸一家亲，共画同心圆，让两岸同胞勿忘历史，继往开来，携手同心，实现和平统一目标，共襄民族复兴伟业。
（作者单位：中共金华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