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党史444丨“党史六对”启示①：重温“荷树对”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在八婺大地上，革命先辈为了革命事业英勇奋斗，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党史资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向前。我们与中共金华市委党史研究室一起，为你打造一份权威的金华党史读本。每周一晚上推出，以供夜学的你。　

为学习贯彻《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夜读党史”现推送“党史六对”启示系列，重温对谈故事，感受思想脉动，获取真理启迪，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青少年及广大群众坚定理想信念，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好地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历史瞬间

1928年冬——

毛泽东：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哪里呀？

战 士：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江西。还可以看到湖南。

毛泽东：对，我们革命者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站在井冈山，不仅要看到江西和湖南，还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

黄洋界远眺。（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资料图）

90多年前，毛泽东引兵抵达井冈山，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书写了一段艰苦卓绝、荡气回肠的红色岁月。荷树掩映，山石嶙峋，当年的挑粮小道蜿蜒穿梭，铭记着红军将士的身影。万山红遍的杜鹃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黄洋界的隆隆炮声早已逝去，井冈山的浓浓硝烟久已散尽……但荷树下的一次对谈却永远镌刻进时光的年轮。

一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队伍果断放弃攻打大城市长沙，经过一个多月艰苦转战，行程4000多里，终于将红旗插上了井冈山。

当年，井冈山上除正规红军部队外，另有八百多名伤病员，还有党、政、军等后勤机关的工作人员，每天需要大量的粮食。但山上“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为了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必须储备足够的粮食。随之，红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挑粮运动。

1928年冬，毛泽东穿着破旧的草鞋、朱德挑着写有自己名字的扁担，和红军战士们一起走在这条小路上。每次挑粮上山时，也常常在这棵树下歇脚。

有一天，大家在这里歇脚时，毛泽东问身边的战士：你们说，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哪里呀？战士们有的说：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江西。有的说：还可以看到湖南。毛泽东接着大家的话说：对，我们革命者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站在井冈山，不仅要看到江西和湖南，还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

在井冈山极端艰苦的斗争环境下，毛泽东没有被一时一隅的困难所局限，也没有为我方力量暂时弱小所气馁，而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宏阔的眼界格局和思想方法，指明了中国革命光明的前途。他说：现在我们人少，但是很精干，大有希望。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大大鼓舞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精神和士气。

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而“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毛泽东在1928年10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精辟指出“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他站在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全局和理论高度上分析指出：这一奇怪现象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1930年1月，毛泽东在撰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进一步分析指出：这种悲观情绪其“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而一旦认清了这件事，“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就会深刻理解中国革命要走“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道路的必然性。毛泽东坚信只要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掌握了“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中国革命必将迎来高潮，“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曾有人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而身处山沟沟的毛泽东，就用他胸有全局、胸怀天下的远见预见和脚踏实地的革命奋斗粉碎了这一武断结论。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面临大革命失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屠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而是继续高举革命大旗，开展武装抵抗，力挽狂澜、成功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始终胸怀全局、着眼长远，始终立志于为中国人民得解放而不懈奋斗，因为相信，所以能够看见；因为信念，所以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远方；因为信仰，所以能够坚持走向远方。

毛泽东始终强调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高度重视从全局和战略上把握问题。早在1920年，27岁的青年毛泽东就为新民学会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办会宗旨，并以此作为毕生奋斗的目标。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过程中，他始终胸有全局，胸怀天下，思考和把握问题时，总是注意把历史、现实和未来，国际和国内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强调指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他反对“丢掉主要矛盾”，“研究细微末节”，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的片面方法。他具体联系战争指挥等问题指出：指挥员必须注意战略问题，歼灭大批敌人，“这是我们伟大的胜利。可是只注意这点不行，更要注意到战略问题。战略问题是能否在战争中掌握主动，包括吃饭问题，战争在哪里打，把战争引向什么方向的问题。”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撰写的《论持久战》，就是共产党人运用战略和全局思维的典范。

三

在毛泽东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胸有全局、胸怀天下始终是他极具特色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之一。

“坚持胸怀天下”，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所总结的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十条宝贵经验之一，也是“荷树对”留给后人最为重要的现实启示。

坚持胸怀天下，就要具备宽广的世界眼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创造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提出中国方案。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共产党人要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

坚持胸怀天下，就要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论修养是干部综合素质的核心，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从一定意义上说，共产党员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决定着政治敏感的程度、思维视野的广度、思想境界的高度。共产党人要在工作中站得高、望得远，就必须努力学习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看家本领，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观察、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同时做到善于总结经验，把经验中的感性认识提升到理论高度，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

坚持胸怀天下，就要具备深刻的战略思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为着更好地领导，必须作出战略预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共产党人要有“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的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掌握抓住关键、纲举目张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谋划。

坚持胸怀天下，就要具备科学的务实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干事业做工作大方向要正确，重点要明确，战略要得当，同时要把控好细节，把政治经济、宏观微观、战略战术有机结合起来，做到谋划时统揽大局、操作中细致精当，防止因为“细节中的魔鬼”损害大局。共产党人想问题、作决策，一定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同时要处一隅而察大局、守一方而观大势，致广大而尽精微，努力在工作中做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既脚踏实地做好局部具体工作，又着眼全局、谋划长远，把局部具体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

一次对谈，辉映历史；一种眼光，穿越古今。站在黄洋界上极目远眺，万木葱茏、千峰竞秀。顺着毛泽东当年指点红军战士的方向望去，人们不仅看到了江西，看到了湖南，还看到了中国革命的过往，看到了满载星辰大海的远方。

（作者：吕臻，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