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同志曾30多次到浙江视察、调研和休养。其间，他对浙江的各项事业给予了许多指导和热情的支持，他通过大量细致的调查写成的研究报告和工作意见、建议等，为党和国家制定大政方针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情地说：“陈云同志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强党性原则、求真务实作风、朴素公仆情怀、勤奋学习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对实事求是，陈云同志践行了一生。”
一、开展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陈云在不同场合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常说：“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依靠调查研究作决策，是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每逢重大决策之前，他总要做大量调查研究，听取多方面意见。他脚踏实地，反对虚夸浮躁、急功近利。
1990年1月24日，陈云在杭州接见前来看望他的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时，把事先写好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15个字条幅赠给省委书记李泽民。这“十五字诀”是他在延安时期，同毛泽东反复探讨怎样才能少犯错误这个话题之后提炼出来的。以后在各个时期，他也反复讲到过。这次在杭州他首次进行了系统阐释。他解释道：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这15个字，前9字是唯物论，后6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接着陈云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了搞好调查研究的方法。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另一种是通过身边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来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后一种调查研究，有“真、快、广”的特点……浙江可以试一试。
陈云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大跃进”中，为了完成钢铁指标的“政治任务”，全国钢铁厂的基本建设往往仓促上马，盲目蛮干，事故不断。1958年11月13日上午，杭州钢铁厂合金钢车间发生倒塌，造成死亡18人、伤19人的重大恶性事故。12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陈云冒雨亲临事故现场视察，详细了解事故原因及抢救、善后情况。接着他主持召开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现场会议。会上，陈云作了题为《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分析了造成严重工程质量事故的原因：注意了“多”“快”“省”，但注意“好”不够。注意了数量，却忽略了质量，对“多快好省”没有完整的理解。针对“大跃进”中普遍存在的头脑发热现象，他指出：“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本领不大。这并不是打击群众的积极性，而是面对现实。”“应该小心谨慎地前进，并在前进中随时总结经验，这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在12月26日的总结讲话中，他从厂房建筑结构、设计、施工、建筑材料、安全作业、地方党委领导和发动群众等六个方面，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最后他提到：希望这次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使基本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作业从此向好的方面发展。杭州现场会议和陈云的报告，引起了全党全国的注意。八九个月后，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工程建设盲目蛮干、不讲质量的势头渐渐得到遏制。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恢复经济，克服困难，陈云到上海青浦地区的小蒸乡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为了验证小蒸调查的结论，1961年 7月11日至16日，陈云来到杭州，并三次召集与青浦情况相似的嘉兴地区的嘉兴、嘉善的县委领导和村干部一起研究种双季稻和种小麦的问题，也向与青浦情况不同的萧山县委领导和村干部调查了解当地的种植情况，研究农作物种植安排上的有关问题。在此期间的一次农民座谈会上，陈云强调，种田一定要让“穿草鞋”的人当家，从实际出发，千万不可由“穿皮鞋”的人坐在办公室里，用算盘算出来的人瞎指挥。他鼓励基层干部敢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定要站出来抵制“五风”。
陈云把调查结果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此后，他还就养猪、农作物种植、自留地这三个问题，同江浙沪三省领导交换了意见，最终形成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等三篇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和决策建议，被以后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通过这次调查研究，陈云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开始对农村生产关系的进一步调整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1961至1962年，在全国一些灾情严重的农村，农民群众创造并实行了形式多样、不同名目的包产到户农业生产责任制。1961年1月初，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到浙江老家嵊县调研后，整理了农民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材料和意见转呈陈云，附函说明应在全国继续研究包产到户的问题。陈云认为这个做法值得考虑。1962年3月10日至5月8日，陈云来到杭州视察。在这期间，他看了安徽搞责任制的材料后，非常重视，立即派身边工作人员到安徽调查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与马寅初材料里反映的情况以及自己在江浙农村所设想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一致。他指出，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叫做“分田到户”也好，叫做“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实行《国际歌》歌词中的号召“全靠我们自己”。要依靠广大农民，尽快恢复生产。当时，党内对包产到户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陈云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向毛泽东作了陈述。
二、南下杭州：运筹帷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因为健康问题，陈云几乎每年都要南下养病。虽然名为休养，但他仍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思考并通过调研为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1953年5月7日，陈云刚到杭州就收到了毛泽东的来信。信中谈及正在筹备的全国财经会议所应讨论的问题，如预算、增薪、税收、五年计划、下半年经济安排、军费问题等。5月13日，陈云又收到了李先念的电报，反映当年淡季各地市场的运行情况。身体情况略有好转后，陈云于6月12日离开杭州前往莫干山等地参观考察。途中，他收到周恩来于23日发来的急电。原来，在6月14日开幕的全国财经会议上，对如何解决粮食赤字问题，争论很激烈，一些地方对于粮食管理和供应由中央统筹统支有许多意见，主张改为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各方意见难以达成共识。焦灼之中，周恩来打电报给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转陈云，请陈云提出意见。经过连夜思考，陈云于6月25日复电周恩来，主张对于粮食的管理和供应仍维持由中央统筹统支的办法，略增地方机动性。他还建议，如果本次财经会议或中央主张采取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办法，必须先对各大区、各省上缴中央粮食数量（连同品种）的具体方案和各大区之间调剂的数量、品种的协议草案予以明确。陈云的建议被采纳，会议的焦点问题暂时得到缓解。
1977年5月，陈云在粉碎“四人帮”后首次到杭州。其间他参观了文澜阁珍藏的《四库全书》。得知很多珍贵古籍由于经历战乱、年久失护发生了霉变，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破坏，陈云很痛心。他指出，古籍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标志，宝贵的文化遗产，要组织及时抢救。否则，很多历史文化遗产濒临失传。当了解古籍的整理情况后，陈云说：“中国古籍很多，但都是文言文，多数人特别是许多年轻人看不懂，这会影响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继承。因此，对古籍应当进行整理，有的要断句，有的要翻译成白话文。”在杭期间，陈云还看了中华书局校点的二十四史，询问了古籍校点工作的进展。这时陈云尚未恢复重要的领导职务，但他仍以一个老革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关注着古籍保护整理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次年3月27日，兼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80年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国民经济长期规划座谈会。正在杭州的陈云，就如何系统地从体制上和指导思想上改变过去经济发展中“左”的错误进行了深入思考。4月3日，他致电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长远规划制订工作的三点意见：一是控制人口要列入规划；二是改善占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生活，在规划上也要充分注意；三是工交、财贸战线都要有周传典式的人物。（笔者注：周传典，时任冶金工业部科技办公室副主任。1980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他写的《对冶金工业现代化的一点认识和建议》，并在编者按中提出，中央上年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关系现代化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次日，他致电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再次强调要把人口问题纳入国民经济长远规划。他还说：“外国的许多友好人士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了很多好的意见，在大的方面，许多意见是对的。但是在具体工作中怎么做，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19日，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先念到杭州探望陈云。二人一致同意邓小平提出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积累率的意见，还就优先发展能源、交通，适当调整文教、科技、机关等没有奖金的人的工资问题交换了意见。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政治路线的重新确立和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一个突出的问题摆在了全党的面前，那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干部队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作为曾主管过党的组织工作，又长期在一线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在1981年的这次杭州之行中，重点关注并思考干部新老交替的重大问题。其间的4月20日，他还与前来浙江视察的胡耀邦有过一次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谈话。5月8日晚，经过深思熟虑，陈云在杭州起草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这篇文章。他在文中深刻论述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紧迫性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5月中旬，陈云与浙江省委领导谈话时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陈云说自己已经70多岁了，省委领导也普遍60多岁，一个人年纪大了，精力有限，老年人要少做些工作，少做就是多做。他认为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一定要把他们安排到领导岗位上，给他们锻炼的机会，只要三年五载，就可以锻炼成才；提拔培养干部要德才兼备，以德为主。他还就浙江“文革”的情况，指出对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打砸抢的“三种人”，不仅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干部新老交替全面展开，一大批年轻干部迅速成长起来，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提出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在扩大地方权限和给予外商投资者优惠待遇方面，实行一系列特殊政策和措施。4月25日，国务院分管特区工作的谷牧，专程到杭州向正在这里休养的陈云汇报，听取陈云对《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意见。听完谷牧的汇报后，陈云明确表示同意这个《纪要》，但特别提出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经济特区要有自己的“拳头”产品。他认为，现在特区还没有“拳头”产品，深圳也没有，但深圳有新的管理办法，这也是“拳头”。第二，经济特区产品要有“一定比例”的内销。这是出于对民族工业的保护，陈云认为“保护落后是不应该的，但自己必须发展而且正在发展的东西，不要被外面进口的挤掉了”。根据陈云等的意见，《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最终修改定稿。
三、对浙江工作的指导：校准纠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在分管的领域中，多次对有关浙江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他与浙江有关领导同志的谈话，曾对浙江甚至全国的工作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开展“三反”运动的决定。陈云并不负责“三反”运动具体的领导工作，他主要关注的是运动与财政经济工作的关系，并坚持运动不能影响生产、救灾和业务工作，否则各部门业务停顿会影响到农村工作乃至整个经济工作。1952年初，浙江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并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批示，然而在运动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偏差。3月3日，浙江财委报告了浙江合作社系统“三反”以来遇到的困难，如肥料供应不能按计划实现，土产品收购或减少或停顿，已收购的土产品则因“三反”停止业务而出现了积压和腐烂，年货由于开展“三反”未销出造成重大损失等。7日，中财委副主任李富春为中财委起草了《关于浙江合作社系统的工作情况通报》。陈云当即签署并向中央进行了报告。
《通报》指出：浙江省自“三反”以来，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购销活动陷于停顿状态，严重影响春耕生产。为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各地财经部门要在“三反”运动中迅速自立更生地解决干部问题，组织精悍的业务机构开展工作，并按照中央决定在县、区、乡三级坚决暂停“三反”。请各级财委不犹疑不拖延地紧急处理此问题，过去规定的各种交易、合同，尽可能继续执行，非到万不得已不要废约。这通报中的内容，是陈云及时针对“三反”运动中出现的偏差，作出的应对之举。同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县、区、乡一律停止“三反”运动，注意领导和推动生产的决定。在工作中一旦发现问题和偏差，就立即引起警觉，并敢于提出意见和解决的措施，陈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范例。
1978年9月5日，陈云收到了一封请求为徐懋庸平反的来信。徐懋庸（1911—1977），原名徐茂荣，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浙江上虞人。1934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解散后，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发生了一场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论争双方的分歧主要发生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上。8月1日，主张“国防文学”口号的徐懋庸写信给鲁迅，责怪鲁迅对于党的基本政策缺乏了解，认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错误的，并对鲁迅疏远中国文艺家协会表示强烈不满。此后鲁迅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文进行反驳，重申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作了阐述。1938年徐懋庸赴延安后，毛泽东曾同他进行过长谈，肯定“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论争。毛泽东还要徐懋庸去找当时的中组部部长陈云谈一谈。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国防文学”口号被视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反映和资产阶级的口号，1957年就被划成“右派”的徐懋庸，因此受到打击迫害。
陈云阅看过相关材料后，于9月11日专门就他了解的情况给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指出：徐懋庸确实与自己和李富春谈过一次话，因为那时见的人很多，谈话的内容实在记不得了。但徐懋庸一九六两年自己的记录大体可信。他建议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对上海文艺界三十年代问题，对创造社及当时其他革命文艺团体，作出实事求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作这些评价时，必须把这些革命文艺团体的是非功过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察。陈云建议尽快着手，因为亲身经历和知道当时情况的人，年龄都是七十开外八十开外了，再不动手就迟了。陈云的信传达后，对实事求是地解决徐懋庸的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为科学评价鲁迅以及当时参与论争的各方人员提供了参考。他将党史人物和事件放入特定时代环境中进行客观分析的态度与做法，也为后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正确评价当事人的是非功过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
陈云虽不直接管农业，但一向非常重视农业。可以说他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从商业、金融、财政，特别是粮食这个角度来对待农业的。1960年11月，他到浙江视察，在听取浙江省委领导关于农业生产和粮食购销等问题汇报后指出，浙江农业生产最主要要抓住解决水肥机土四个字：1.水，主要是旱，其次是涝；2.肥，靠养猪；3.机，包括农具，浙江人多地少，复种指数高，季节劳力紧；4.土，金华地区的红壤改造，嘉兴地区降低地下水位。要上山下海，开荒围涂，扩大耕地面积。他强调农业靠自身积累来武装农业有困难，国家必须给予支持。化肥、农药、农机要有一定的投资；他主张管财贸的不插手生产不行，管工业的要管农业，管农业的要管一管与农业有关的工业，他还积极支持“衢化”上马和发展小化肥厂，认为现在到了工业拿出一些力量支援农业的时候了。可见他对浙江了解之深，关心之切。
后来，根据陈云的意见，中央决定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由陈云主管这项工作。此后一段时间里，他亲自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以解决化肥厂的建设问题。1961年4月4日至10日，陈云在杭州主持召开了有中央化肥小组和有关部委及地方生产部门的一些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专门就大型氮肥厂的材料、设备定点制造、成套供应及建设规模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部署。会后，陈云给中央写了题为《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的报告。这个报告经党中央同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报告就氮肥厂的规模、建设的部署以及需要采取的重要措施，提出了明确的意见。根据陈云的意见，浙江在衢州化工厂进行了氮肥厂的建设，有力地推动了浙江的农业发展。
农村改革开放后，我国粮食供给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温饱问题基本得以解决，但陈云仍念念不忘提醒人们重视粮食生产，反复强调“无粮则乱”。20世纪80年代初，浙江粮食获得大丰收，陈云在杭州和省委书记铁瑛谈话时，仍不忘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对铁瑛说，当百姓的父母官，什么时候都要牢记这个道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至今我们不能说粮食过关了。按我的经验，十年中，往往是四年平年，三年增产，三年歉产。今年丰收了，哪有每年都丰收、增产的道理呢？不能再折腾了，要重视农业，重视粮食问题，民以食为天嘛!我们的财政应该是，一是吃饭，二是建设，首先保证吃饭，另外建设，看每年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如果光搞建设，群众生活过不下去了，这不行……
回顾陈云在浙江或处理与浙江有关的重要工作，深切感受到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政治品格和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学习陈云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坚持严实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