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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77年前一名女生的上学记

发布日期: 2019-10-29 信息来源: 2019年10月24日金华日报第7版 作者: 朱福圭等 字号:[ ]


20191024日金华日报第7

这是一所创办于抗日烽火中的中学,她是第一届毕业生中仅有的两名女生之一

77年前一名女生的上学记

口述:朱福圭 整理:章果果

上世纪40年代三名女同学合影(左一为朱福圭,右一为吕宝丹)。

2019年10月,朱福圭(左)与吕宝丹合影。 图片均选自《家庭影集》

朱福圭老人92岁了,依然身康体健,神清气爽,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她还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日常作息:读书看报、写信、写日记。老人家从教30多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她热爱教育事业,工作严谨,对学生关爱有加,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和先进工作者。到现在,还经常有各个年代的学生来家里看望。

前段时间,一位老友从安徽回到永康,来到她家做客,那是她中学时期的闺蜜吕宝丹——她俩是70多年前永康唯一一所私立中学的第一届毕业生中,仅有的两名女生。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在老人的讲述中,渐渐浮出水面。

我是永康桥下人,家里兄弟姐妹五个,我最小。父亲叫朱广生,是晚清贡生,以前在私塾里教书,颇有威望。记得当年姓朱的和姓吕的人打官司,是我父亲出面调停的;桥下有什么事情,也是我父亲出面解决。

父亲自己是读书人,对读书很看重。小时候,他教过我《古文观止》,不过我那时太小,总想着出去玩。读小学时,日本人来了,我们常常要躲到山上去,有时候还要住到岩洞里。我一个叔叔被抓去当挑夫,回来后生了一场大病,早早离去了。

小学毕业后,父亲送我上日新中学。我是日新中学第一届学生。日新中学创办于抗日烽火中,是在里麻车小学的基础上创办的。日寇侵华,中国积贫积弱,本地有识之士期冀教育救国,因此在1942年创办了这所永康最早的私立初级中学。日新中学也是当时永康仅有的两所中学之一,另一所是永康中学。“日新”的校名,大概是来源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断进取的意思。

日新中学原本设在里麻车村,为躲避战乱,搬到校长朱有琅的老家金川坑里村,坑里村没几户人家,相对平静且安全。抗战年代,几乎所有学校都迁到了大山里。

那时的求学环境可谓艰苦。我们的学校先是设在一座祠堂里,后来又搬到一个经堂里。吃饭是在食堂,吃饭前要喊“稍息,立正,稍息,开动”。我们几个女生晚上就在校长家楼上打地铺,地板上铺稻草杆,睡上去倒也暖和。晚上照明用的是灯盏,倒入桐油,装上一根灯草,用的时候要小心,如果不慎把桐油泼到地上,可能会引发一场小小的“火灾”。

条件虽然因陋就简,但学校的课程设置非常齐全: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音乐,还有劳作课。老师们也都非常有真才实学,记得老师们的年纪都比较大了。教导主任是黄翔山,劳作课胡景衡老师朴素又聪明,会教我们用树枝做哨子。英语老师呢,有点结巴,每次说“what”都会“w-w-w-what”,学生们都忍俊不禁。

我们还要参加童子军,要操练。童子军有统一服装,要戴斗笠。母亲买来白布,用山栀子染成黄色,看起来有点像军衣的颜色,就是童子军的衣服了。

初中时光平静而充实。到了抗战后期,国家号召青年学子积极参军,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中去。1945年春,我们学校也发起征兵动员,学生们一个个踊跃报名,我也报名了。但是,因为父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我又是家中最小的一个,他不让我去,只好作罢。有好几个同学都参军了,自此杳无音信。

日新中学第一届招收了两个班,但三年后毕业时只剩下一个班的学生,30多个同学。有的中途辍学了,有的参军了。记得我们班里一开始有五六个女同学,另一个班应该也有几个,可是临毕业时,我们那一届只剩我和吕宝丹两个女同学。看,这就是我们的毕业照(题图)。前排坐着的是老师们,第二排、第三排右起第一个就是我和宝丹。

毕业那年,金华师范学校来古山招考,我去考试,考上了。金华一中也在壶镇招生,我也考上了,但是,没有一起上学的伙伴,而日新中学考上金师的有10多个同学,于是,新学期我们就结伴去金华师范读书。

那时,金华师范的校址在宣平,我在宣平读了一个学期后,学校搬到义乌佛堂,借了佛堂一个很大的当铺当教室。晚上睡觉,我们还是打地铺。

战争年代,我们就这样在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学业。而我此后也一辈子与教育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我是1948年毕业的,先到永康的桥下小学教书,后来历任古山小学教导主任、校长,大司巷小学教导主任,再到“徐氏职业学校”当女生指导。现在说起徐氏职业学校可能没人知道了,它是永康最早的职业培训学校,校址在永康西街的徐氏宗祠,就是老的人民小学隔壁,分部设东嶽宫。来读书的学生很多,因为毕业后就能找到工作,比如会计等等,也是一条出路。有些女学生是带着孩子来上学的,孩子在人民小学就读,自己在职校上学。那时,我生了孩子,连尿布都不会换,还是学生教我换的。

1957年,徐氏职业学校改为培建中学,后来培建中学又并入永康一中。

也是因为教书,我与胡春鸿相知相爱,结为连理。说起来,我和胡春鸿还是日新中学的同学。虽然那时我们就认识,但是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以前的学校,男生女生之间不交往,就连兄妹在同一个学校里也是互相不说话。

毕业后,我们就各奔东西,再次见面是新中国成立后了,我们俩都在金华地委干校学习。可能真是姻缘天注定,有一天,我们在医务室遇见了,他脚痛来治疗,巧的是,我也正好脚痛。就这样,说上了话。

后来,我调到大司巷小学,他在县政府里的文教科,经常到我们学校,一来二去,我们渐渐走到了一起。1953年夏天,我们结婚了。

我与胡春鸿携手一生,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他当过教师、校长、法官、律师,是永康市第四届至第九届政协委员,醉心于永康文史研究,出了不少书。遗憾的是,他在2016年离我而去。他走后,我整理他的手稿,编了一本纪念文集,就叫《人生》。在他自己的人生传记里,他也提到了当年日新中学的求学经历,可以作为补充参考——

“学校除常规教学活动外,还常邀社会名人学者及抗日军队的军代表讲课或作报告,讲抗日形势,讲修身齐家治国……”

“楼先生反复论证了‘命运’是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的道理。要把握个人乃至国家的命运,就应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因事、因人制宜。各人都要从不同岗位上努力,为抗击日寇挽救中华作出贡献。”

“在中学读书,学校离家30里,我每到星期天都得回家参加农事劳动,经常同英语老师陈康霖老师同路。陈先生家在城南麻车头,距校55里,而且走的都是沿山小路。他为人正派,布衣草鞋,朴实清苦,每过胡堰街都会在我家稍停片刻。母亲都要让他吃点粉干、稀饭等点心再赶路。一路上陈康霖先生给同学们复习功课或教导同学们许多立身处世、为人做事的道理……”

抗战结束后,日新中学迁回里麻车,后来并入了古山中学。

我与胡春鸿共度一生,而当年的很多同学,却都已失去联系,天各一方了。我和宝丹毕业后也各奔东西,我去金师读书,她去了杭州的蚕桑学校。之后,互相都没有音讯。直到“文革”后落实政策,我们才再次见面。

初中年代的两个好伙伴,几十年后再聚首,“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互诉人生经历,无比感慨。

宝丹在安徽合肥成家立业,早些年还是经常回家看看,每次回来,我们总要见见面。她比我大两岁,已经94岁了,今年“十一”长假期间,不顾高龄,在家人的陪伴下回了一趟永康老家。她来看我,家人给我们拍了这张照片。转眼间,我们都已经是九旬老人了,回忆近80年前那段风华正茂的求学岁月,真觉人生茫茫,世事沧桑。

【责任编辑:叶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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