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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教授向家乡捐献珍贵资料 听陈望道讲述建党那些事

发布日期: 2019-11-27 信息来源: 2019年11月24日金华日报第4版 作者: 龚献明 字号:[ ]


20191124日金华日报第4

浙大教授向家乡捐献珍贵资料

   听陈望道讲述建党那些事

龚献明

 

今年重阳节,年逾八旬的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金普森将自己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采访陈望道时的文稿捐献给了陈望道故里收藏与展出,以表达对家乡义乌的深厚感情。

1964419日,陈望道在杭州大学作《关于语言研究的建议》的学术讲演。演讲结束后与杭州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合了影。当年在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的金普森,就与楼学礼、沈家善等前往陈望道下榻处采访,请他谈谈中共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陈望道十分乐意地接受了他们的采访。

因为金普森与陈望道是同乡,采访就由他来主持。采访结束回校后,先由沈家善整理了一份采访稿,楼学礼和金普森则在原稿的基础上作了补充和修改。2010年,金普森在整理文稿时,重新找到了这份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访问记录。

金普森出生于1932年重阳节,字重阳。如今,他特选在今年重阳节期间捐献文稿,可见有着一份特殊的含义。金普森旅居杭州长达半个多世纪,卸去行政职务与众多社会兼职后,有了更多时间回义乌走走看看,并决定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发展做点贡献。“一辈子致力于高等教育,潜心于历史学的教学与研究。一生与书结伴,读书、教书、写书,也收藏图书。”金普森这么总结自己的过去,也道出了当年为何要采访陈望道的一个缘由。那么,在这份采访稿中,陈望道又谈了些什么呢?

投身新文化运动 在“一师风潮”中的使命担当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突出的标志就是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些倾向社会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联合起来。也在这一年,从日本留学归国的陈望道,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浙江一师”)担任国文教员。

陈望道在接受金普森等采访时说:“我从日本回来后,住在杭州城站清泰旅馆。先有台州中学校长(他曾到日本参观,因而认识)要我去教语文。后来,经亨颐(浙江一师校长)知道了,也请我下半年就到浙江一师教书。因有邀请在先,所以我没有同意。他就说:‘把学校当作旅馆好了。下学期如果愿意在这里教就在这里教,如果不愿意可以到台州去。如果留在我们这里,我别的没有什么可以奉送,只是你喜欢怎么教就怎么教。’于是,我就留下来了。但是讲好,如果台州方面再来邀请,我还是应该去台州的。”

陈望道在浙江一师教语文,讲授一些新的文艺理论。不到半年,浙江教育厅查办浙江一师的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四个国文教员,即所谓“四大金刚”,罪名是:“非孝、废孔、公妻、共产。”“‘非孝’是因为学生施存统写了一篇‘非孝’的文章,这篇文章我没有看过;‘废孔’,则与我们有关系,当年孔子的生日,大家都放假,而我们没有放假;至于‘公妻、共产’,则是因为光有上面两条,还够不上查办的罪名而被附加上去的。”陈望道说。

“‘五·四’以后,我读了点马克思主义书籍。我们的被查办,在杭州闹了一个很大的风潮。结果是他们收回了成命,我们跑了。他们要校长辞退这四个人,校长因为事先说过让教员喜欢怎么教就怎么教的,所以不能辞退我。问题不能解决,教育厅便撤去经亨颐的校长职务,另派了一个新校长。学生就关起铁门,不让校长走,也不准新校长进来。后来,政府当局派军警包围了学校,把学生集合在操场上,以刺刀威胁学生,甚至有学生被殴伤,强迫他们欢迎新校长,由此引起了全杭州师生的公愤。浙江一师以外的学生,也带了铺盖到浙江一师,支援浙江一师同学。这种反抗旧势力的精神,是‘五·四’前所没有的。”陈望道说。

“这一事件后,我回家去了。在家乡义乌分水塘的旧房子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现在这房子已被烧掉。”陈望道说。

为建党助航 抵沪重点是宣传和组建工会

19204月底,陈望道携带着《共产党宣言》译稿抵达上海,与陈独秀建立了密切联系。当时,建党成为他们整个工作的主旨和核心,一些新的重要任务便接踵而来,其中首要的是对工人阶级的组织与教育。

“我们当时做的工作,其一是宣传(不公开),用的是‘五·四’时的活动方法。进步的积极分子,一方面自己写写文章、印刊物组织书报贩卖部,贩卖新书和旧书。通过卖书的情况,可以知道什么人比较进步,这些都是组织青年做的。”据陈望道回忆,“《新青年》原在北京,后来搬到上海,1920年我到沪后就由我担任编辑。起初,《新青年》上登载的社会主义的文章都是翻译的。当时,我们许多人一边译书写文章,一边学习和工作。”

在这期间,陈望道拥有两大报刊的宣传阵地。“《新青年》是第一个阵地,另一个阵地则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组织党的许多人编辑,每天出版一次,刊出的文章很多。此外,我们还到各学校去演讲。”陈望道回忆说。

陈望道所说的第二项工作是组建工会。“起先组织的有三个:印刷工会、邮电工会、纺织工会。组织办法是开设补习班,替工人补习文化。像现在电影《燎原》(上映于1962年)所写的,使工人觉悟起来。工会原来是救济性的,党成立以后,就加强战斗性了。”陈望道说。

“我记得1921年阴历新年的时候,我们还不到10个人,曾经四出拜年,印了许多红帖子。正面写的是‘恭贺新禧’,背面写的是宣传共产主义的口号。挨家挨户地去送帖子。那时上海新年流行这种送帖子的风气。陈独秀、我、沈雁冰、李达都去送。”陈望道说。

投身文教战线 支持党的事业

19217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望道当时身在上海却没有参加“一大”,这是“一大谜团”。

“党成立以后,发展很快。我开始是在中央的,我没有去参加代表会,因为我和陈独秀意见有些不合。陈独秀家长制作风,大拇指指甲往嘴里一咬,什么意见也听不进,他说了算。”陈望道说。

陈望道说,他的个性也很强,因而离开了中央。他离开中央的时候就说过:“革命是不断发展的,要使共产主义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我虽然离开中央,但我们都是同志,党要我做的事,我会尽力去做。”此后,陈望道就在文教战线上工作了。

据陈望道回忆,上海大学是党办的最初的干部学校,陈独秀写了一张小纸条给他:“望道兄:上大请你负责,凡是需要同志们做的,你都提出来好了。”由此可见,上海大学是中央办的,不少同志都来讲课,名义上是请“名人演讲”,实际上是党在主持。当时,于右任当校长,陈望道做教务长。

陈望道回忆说,当时的上海大学有三个系:一是外文系,完全是资产阶级的,非党的,教员都是发了钱才来上课,没有钱不上课;二是中文系,教员中有部分是党员,沈雁冰经常去讲课;三是社会系,整个都是党的人。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模糊外面人,让他们看不清楚学校的真正面目。

上海大学在当时影响很大。除了上海大学,还有中华艺术大学,也是由许多中共党员一起兴办的。“我们还开过书店,被封了,就换个地方再开。当时开书店并没什么钱,用的是版税,办杂志也是如此。此外,我们还办过一个外国语学校,外面挂着外国语学校的牌子,里面实际上是搞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陈望道说。

【责任编辑:叶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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